作者：张留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逻辑是理性的骨架。logos（逻各斯）兼有“语言”与“理性”之义——能说话与能推理，本是同一种能力的两面。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现代逻辑的高度形式化，使得逻辑与自然语言之间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距离，二者的内在联系反而变得模糊。逻辑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真正的纽带，不是被长期奉为哲学核心方法的“逻辑分析”，而是古今中外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却鲜少被真正追问的一类“小词”——逻辑词。厘清这些逻辑词的意义，不仅是当代逻辑哲学的前沿议题，而且与我们自身的话语实践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息息相关。

　　从“逻辑分析”到“逻辑转述”

　　现代逻辑直接催生了现代语言哲学，这是当今多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直觉立场，而且有充分的哲学史根据。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为了建立数学的逻辑根基，提出了形式化的谓词逻辑，并视之为“理想语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基础上，通过摹状词理论确立了“逻辑分析是哲学核心方法”这一纲领，使得早期语言哲学的主导议程成为：借助逻辑分析，揭示哲学命题的“逻辑形式”，从而诊断和消解由自然语言语法引发的哲学混乱。

　　这一纲领的核心预设是：日常语言有系统性缺陷，逻辑形式才是语言深层的真实结构。弗雷格曾明言：“在逻辑问题上，语言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逻辑学家的任务就是指出思想者通过语言所设置的陷阱。”罗素更把弗雷格区分“苏格拉底是可朽的”与“所有人都是可朽的”中两个“是”字的不同用法，称作“自古希腊以来第一个真正逻辑上的重大进步”。在这幅图景中，现代逻辑是穿透自然语言表面的利器，语言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借助逻辑分析穿透语言表面，抵达思想的真实结构。

　　然而，这幅看起来无比整洁的图景隐含着一个尚未被追问的张力：如果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真的如此不可靠，人类几千年来却一直使用它进行思考、交流乃至哲学讨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日常语言的表面之下，真的潜伏着一套等待被逻辑学家发掘的隐秘结构？抑或日常语言本身就有自己的严密性，而形式逻辑对它的“改造”，与其说是要揭示什么，不如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重述？后期在维特根斯坦及其影响下兴起的日常语言哲学，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逻辑学家所谓“理想语言”的提法容易误导人——形式语言并不比日常语言更好或更完美，我们最多只能说是在建构诸多不同的形式系统；日常语言并非逻辑上混乱无序，即便是看似模糊的句子，也自有其内在的秩序。哲学的任务不是用逻辑符号语言改造日常语言，而是通过精细描述语词的实际用法来澄清哲学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从形式逻辑内部证明，任何足够强的形式系统都无法在自身范围内穷尽所有真理——“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在数学上被证明是不可企及的目标。芬兰哲学家冯·赖特由此预言，“在新时期哲学发展的整个图景中，逻辑学不可能再继续扮演它在二十世纪所保有的那种重要角色”。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语言哲学家开始重思“逻辑分析”纲领。这一转变最清晰地体现在美国哲学家奎因身上。奎因倾向于使用“logical paraphrase”（逻辑转述）这一说法，并认为逻辑学家的工作“是要把句子转变为一种适合进行高效的逻辑运算的形式，或者是要非常透明地呈现其中的蕴涵和概念关联，避免陷入谬误和悖论”，而这种转述“不声称具有同义性”。奎因著名的表述是：“逻辑沿着语法之树追求真理”——形式逻辑不是在透过语法抵达隐藏结构，而是在沿着语言已有的语法轨迹提炼和系统化推理关系。美国哲学家戴维森在奎因的路线上进一步指出，所谓“逻辑形式”总是相对于某一演绎理论而言的，“把通过某种标准的一阶量化形式对某一句子所作的转述称作该句子的唯一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有些武断的”。

　　逻辑词：被忽视的深层纽带

　　从“逻辑分析”到“逻辑转述”，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逻辑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就此松散。它反而迫使我们更精确地追问：在自然语言的所有构成要素中，形式逻辑究竟在哪个层面上与日常语言有着最为深刻和不可替代的联系？对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哈曼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在评论戴维森把真值条件语义学用作自然语言意义理论时指出，真值条件语义学作为完整的意义理论是不够的——“T等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真”这个词的平凡结论，而非关于“意义”的深度阐释。毕竟，知道英国逻辑学家刘易斯·卡罗尔生造的无意义句子“所有mimsy都是borogroves”为真当且仅当所有mimsy都是borogroves，并不能让人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然而哈曼同时也注意到，真值条件语义学在一个特定层面上确实非常成功：它揭示了逻辑词的意义。现代逻辑理论中关于复合公式的真值条件语义条款——如“‘P并且Q’为真当且仅当P与Q皆为真”——确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方式揭示了“并且”这类连接词在推理中的角色。在他看来，逻辑词在逻辑真理中居于核心位置——逻辑真理之所以成立，正是凭借其中的逻辑词；也正因为如此，对真值条件的考察才能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关于逻辑词意义的东西。哈曼的这一观察，为重新理解逻辑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一方面，它迫使我们对现代逻辑之于自然语言理解的贡献作出更为精准的定位。早期分析哲学家相信借助逻辑形式可以揭示整个自然语言的意义，这种认识过于笼统而失准。事实上，专名和种类词的意义依赖于世界的本质结构和因果历史事实：“水”是什么，最终由化学回答；“孔子”指谁，由历史事实决定。逻辑词则根本不同：它们的意义不由任何实证事实决定，而由它们在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构成。这种区分，使得我们意识到形式逻辑相比其他学科真正具有不可替代的语义功能。“并且”“或者”“如果”“并非”“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不足为道的“小词”，在理性思维和科学推理中至关重要，而对它们的意义的系统阐释，恰恰是现代形式逻辑以一种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方式所完成的工作。如此精准地定位逻辑学与自然语言语义的关系，不仅不会淡化逻辑学对于语言哲学的重要性，反而填补了语言哲学长期以来在逻辑词意义研究上的空白。而逻辑词既然是各种自然语言共同拥有的基本词汇，也就为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格外扎实的共同基础。

　　另一方面，它带来了逻辑学与语言哲学关系的重新定位。以逻辑词为纽带，逻辑学与语言哲学不再是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在逻辑词这个交汇点上形成双向互补：逻辑学为语言哲学补上了长期被忽视的逻辑词意义研究；语言哲学的视角则提醒我们，形式逻辑学家用来标识逻辑常项的人工符号——如“∧”“∨”“→”“∀”——其实对应于各种自然语言中普遍使用、为各种科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词汇。在这个意义上，“符号逻辑”这个名称将不再只是对形式逻辑抽象性特征的一种标识，而是对人类推理中那些在语言层面决定推理是否有效的核心成分的凸显。

　　当然，确立逻辑词作为纽带，并不意味着逻辑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就此解决，其根本效应在于使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得以浮现：逻辑词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模态词“必然”“可能”、认知词“知道”、广义量词“大多数”，算不算逻辑词？即便确定了范围，某一逻辑词的确切意义（如对于“并非”的理解是否要求无条件接受排中律或二值原则）又该如何判定？这些问题，既是语言哲学无法回避的深层追问，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逻辑哲学家对于“哪种逻辑理论才正确？”这一核心议题的解答方式——因为正是这些围绕逻辑词问题的争议，使得当代逻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

　　当代逻辑理论之争的语言根源

　　在当代的“逻辑丛林”中，不仅有经典逻辑及其扩充理论，而且有各种弗协调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相干逻辑等形态各异的非经典逻辑。它们并非总能和平相处，许多学者严肃地声称仅有一种或某些逻辑理论是正确的，其他全都要淘汰。正如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森所论证的，各种逻辑理论之间的争论正在升温，而且没有任何中立的“元逻辑”能够解决这些争论。这种多元格局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理解？

　　从逻辑词的视角看，答案变得清晰：各种非经典逻辑的兴起，根本上是关于日常语言中逻辑词用法的不同精确阐释方案的并存。经典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对否定词“并非”的不同刻画，相干逻辑对条件词“如果”和析取词“或者”的严格化要求——这些并非逻辑学内部的混乱，而是反映了话语实践中逻辑词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日常所用“并非”“或者”“如果”等词的意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不同场合呈现出微妙变化，甚至究竟有哪些词可以算作“逻辑词”，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据此，不难理解为何逻辑学家会构造出各种有别于经典逻辑的非经典逻辑，如允许空名的自由逻辑、新增“知道”作为算子的认知逻辑等。不同语言共同体在长期话语实践中积淀了对逻辑词大致趋同但仍有微妙差异的用法，这正是当代逻辑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语义根源之一。

　　面对这一局面，澳大利亚学者吉利安·罗素新近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在各种逻辑理论的竞争中，解决之道不在于诉诸某种外部的规范性标准，而在于“寻求更好的语义学”——更准确地理解我们所在话语体系中逻辑词的语义特征，包括逻辑表达式的含义所决定的真值条件。从逻辑哲学上解决逻辑理论之争，最终要回到我们实际所使用的语言，回到对逻辑词意义的更准确理解。这一认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推论。如果逻辑词确实是逻辑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深层纽带，那么逻辑分析或逻辑转述所借助的那些逻辑词究竟有多少、各自的确切意义如何，就不只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关乎哲学方法论根基的实质问题。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曾以为，逻辑分析或逻辑转述足以澄清哲学问题，但支撑这个工具运作的语义基础，仍有待语言哲学与逻辑学的持续深入探究。

　　逻辑词问题并非西方分析哲学的专利，这一研究方向同样值得中国学界高度重视。先秦名辩传统对“名”与“实”关系的追问，汉语逻辑词——“或”“且”“非”“皆”“即”等——独特的语义结构与用法，都构成逻辑词研究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在今天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下，逻辑词研究恰好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它既是国际逻辑学前沿的核心议题，又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传统和汉语语言实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汉语逻辑词的语义结构与印欧语系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难得的研究资源。更重要的是，只有真正厘清逻辑词的意义，我们才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准确传递中国的独特思想，而不是在概念的错位中自说自话。语言如何承载推理，推理如何穿越文明——这个古老的问题，在逻辑词这里，找到了一个具体而深刻的切入口。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