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一新（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蒋礼鸿（1916—1995），字云从，浙江嘉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敦煌学家。1939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留校任教，后又在湖南安化国立师范学院、重庆中央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起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今浙江大学）任教。曾兼任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等职。著有《商君书锥指》《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怀任斋文集》《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等。

蒋礼鸿与夫人盛静霞合影

　　史学家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蒋礼鸿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积极参与、融入时代学术主流的学者。

　　蒋礼鸿先生治学领域广博，涵盖传统训诂学、文字学、古汉语通论、近代汉语、校勘学、辞典编纂学以及古籍整理等诸多方面。他前半生主要钻研传统文字训诂之学，后半生，随着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布，转治近代汉语，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敦煌俗文学的语言文字之学，影响深远。

　　读书种子

　　蒋礼鸿1916年2月9日生于浙江嘉兴，时当农历丙辰龙年。塾师以反切为义，为他取名礼鸿（“礼鸿”相切为“龙”）。蒋先生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后自己取字“云从”。“云从”出自《易·乾》“风从虎，云从龙”，也与“龙”有关。

　　蒋礼鸿的家乡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他在《自传》里说，自己是城市平民家庭的儿子，父亲曾为伙友和雇工，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五，家人唤他“五弟”。

　　他少年时期曾在嘉兴的商业专科学校读了两年书。为什么读商校？可能是长辈希望他以后经商，赚钱养家。但是他对经商没什么兴趣，两年后就转到了嘉兴的秀州中学接着读初三。

　　秀州中学早期是一所教会学校，其课程设置跟传统的学塾不同，而是与现代中学几乎一致，陈省身、李政道、程开甲、谭其骧、吴世昌、朱生豪、许国璋等名家都毕业于该校。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蒋礼鸿沉潜其中，博览群书。秀州中学先进的育人理念、科学的课程设置以及丰厚的藏书资源，为他后来的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义府续貂》

　　1934年，18岁的蒋礼鸿从秀州中学毕业，到上海的世界书局做文字编辑。但是秀州中学的历史老师和学校领导认为他天资聪颖，早早工作未免可惜，于是就推荐他去读大学——之江文理学院。经考核，蒋礼鸿顺利进入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开始了大学生涯。

　　之江文理学院中西结合，学习氛围宽松，培养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如裘法祖、施蛰存、章文才、任铭善、王子慧、熊化莲、陈从周等。在之江文理学院读书期间，蒋礼鸿幸运地遇到了钟泰、夏承焘和徐昂三位先生。他在《自传》里说：在之江读书时，钟泰（钟山）先生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承焘（臞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昂（益修）先生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对他有所熏陶和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这当然是自谦之词。

　　在蒋礼鸿日后的研究历程中，秀州中学和之江文理学院的求学经历不容忽视。那种平和、友爱、严谨、诚挚的教育氛围，是塑造他日后“旁征博引、善于创新”研究风格的重要因素。

　　因为家境贫寒，蒋礼鸿靠借债、勤工俭学以及奖学金修完了大学学业。在之江时，他因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后为完成学业，不得不典卖了这枚奖章。

　　从之江文理学院毕业后，蒋礼鸿先留校做了半年国文系助教，又到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担任了三年国文系助教，并给系主任、他的老师钟泰当助手。后来，他和盛静霞恋爱、结婚，遂移居重庆，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和文学院中文系任助教、讲师。

　　在重庆时，蒋礼鸿与唐圭璋、卢冀野、朱东润、顾颉刚、赵少咸、吴组缃、魏建猷、王仲荦、王达津、郑文、管雄、周学耕等学者交往共事，相得甚欢；蓝田时的友朋同事则有唐长孺、郭晋稀、钱宝琮、钱子厚、张汝舟、钱钟书、吴忠匡、徐燕谋、徐仁甫等。

　　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一年后又回到母校杭州之江文理学院任讲师，后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1995年逝世。

　　开荒拓野

　　蒋礼鸿重视师承，汲取钟泰、夏承焘、徐昂诸先生之长，但他并不墨守，经过自己的辛勤耕耘与开拓创新，把主攻领域放在传统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进一步拓展到敦煌语言文字学、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辞书编纂等领域，开疆拓土，蔚为大观。

　　1942年，蒋礼鸿开始撰写《商君书锥指》（以下简称《锥指》），三年后完稿，时年仅29岁。“锥指”典出《庄子·秋水》：“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形容视野狭隘、所知有限，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在当时的一次全国学术著作评奖中，《锥指》获三等奖。当年一等奖空缺，二等奖12部，《锥指》能获得三等奖，十分不易。萧公权评议道：“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该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锥指》自问世以来口碑甚佳，改革开放后中华书局推出“新编诸子集成”，此书毫无悬念入选。

　　蒋礼鸿原本可以凭此书评副教授，但他认为自己年轻，只申请了讲师职称。这讲师一当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78年，他才从讲师直接被评定为教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锥指》外，蒋礼鸿还撰写、发表了一批训释、校释古书的文章，如《湘西读字记》《说克》《释任释克释鬼》《读字臆纪》等，大多收在《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和《怀任斋文集》里。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的研究重心转向近代汉语的重要分支——敦煌语言文字，撰写和出版了里程碑式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下简称《通释》），并由此开辟了近代汉语词汇的新领域——敦煌俗语词研究。

　　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纂的《敦煌变文集》出版，这是敦煌文学作品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整理合集，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敦煌变文集》所收作品里唐五代以来的俚俗语词极多，过录时讹误也多。蒋礼鸿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仅一年多后，1959年就推出了《通释》。《通释》初版仅57000字，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吕叔湘推荐出版。其后此书屡经增补：1960年第二版，增至11万字；1962年第三版，增至15.9万字；1981年第四版，达31.5万字；1988年出版了第五版（第四次修订本），增至40.5万字。1997年，在他仙逝两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六版（增补定本），最终字数达43.6万字。《通释》在学界享有极高声誉，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撰文推荐《通释》，誉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

　　俗字与俗语密不可分，除了率先对敦煌变文里的俗语词进行研究考释外，蒋礼鸿还倡导俗文字学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一文，以敏锐的眼光，大力倡导对汉语俗字（他称之为“中国俗文字”）进行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中国俗文字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研究俗文字能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文字学本身的研究；第二，研究俗文字对于文字改革也有好处，它能给文字改革以理论的根据，也可以作为实践的参考；第三，研究俗文字学有助于整理文化遗产，为保护民间文学遗产服务。这篇论文倡导建立中国（汉语）俗文字学，并系统阐述俗字研究理论、意义和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在俗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张涌泉、黄征等学者在俗字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成绩，初步实现了先生的设想。另如周志锋、曾良等曾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学人，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20世纪80年代初，《义府续貂》（以下简称《续貂》）出版，这是蒋礼鸿又一部代表作。清代黄生的《义府》，是一部以校订古籍、考释词语为主的考据类笔记。蒋礼鸿撰写的旨趣跟其相近，所以就名为《义府续貂》，表示自谦之意，但学界公认《续貂》后出转精。《续貂》抉发、考释古书里的字词僻义，重发明创见，绝不敷衍成文；间以他的家乡话——嘉兴方言来印证古词，使结论更加坚实可信。例如，“从容消息”这条考释，蒋礼鸿广泛列举《颜氏家训》《后汉书》《法苑珠林》等十多种南北朝隋唐古籍以及唐宋以来诗文用例，考释“消息”有调节、调养等义，如此可知《颜氏家训·书证》“考校文字，特须消息”、《晋书·谢玄传》“诏遣高手医一人，令自消息”中之“消息”分别是斟酌调节、调养（身体）义了。

　　重在发明

　　蒋礼鸿的著述虽不算很多，但于各领域皆厚积薄发，深耕熟种，绝无敷衍凿空之作。他由传统训诂学起家，但未囿于其中。他曾撰文谈到训诂学的发展，指出：“（清代学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秦两汉之书，至多到六朝为止，而且还是偏于南朝的。在这一时代以后的语言的词汇，他们就不甚过问。近代学者才来弥补这一空白。”通过《通释》《续貂》等代表性著作不难发现，他治学的特色在于“重在发明”。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遥见抱石透河亡。”《变文集》校改“透”作“投”。《通释》认为，《玉篇》《广韵》都说：“透，跳也。”“透河”就是跳河。谢灵运《山居赋》：“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透”就是腾跃，也就是跳。《晋书》王逊传：“（姚）崇追至泸水，透水死者千余人。”透水，就是跳水。然后，他广举魏晋南北朝及初唐史书，唐宋诗文、笔记小说、元杂剧等为例，并列举浙江东阳等地口语中没有“跳”，只有“透”，意即跳。《通释》各条基本如此，既对古代用例旁征博引，更能联系现代方言，极具说服力。

　　蒋礼鸿具有很高的语言学理论修养，善于从宏观层面指导学术研究。他提出了“纵横结合”的主张，“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入手不妨而且也只能从一小部分做起，但到后来总不能为这一小部分所限制；无论是纵的和横的，都应该有较广泛的综合。”（《通释·序目》）“纵横结合”进行研究，是他数十年治学生涯的经验总结，《通释》就是很好的示范：敦煌变文，是一个共时的材料，除了搜集变文的本证、敦煌曲子词、唐五代笔记小说、诗词、史乘、碑帖等旁证进行“横”的考释外，还拓展到“纵”的层面：广泛搜集其他时代的相关材料，上溯源头，下探流变，征引极为广博，把词语考释纳入了词汇史的范畴，显著提升了考释结论的可信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有关语言学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蒋礼鸿“纵横结合”的主张与索绪尔不谋而合。

　　在方法论层面，他提出，汉语俗语词考释研究应该做到解疑、通文、证俗、探源、博引，才算是高层次的研究，极具指点门径之功。《通释》中的许多精彩条目正是这一追求的极好诠释。所谓解疑，就是解除疑惑，扫除文献中字、词、句的阅读障碍。所谓通文，就是所考释的词义不仅在本条中能讲得通，而且也能畅通无阻地解释其他作品中的同类词语。所谓证俗，就是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证实，表明某个词语确实存在。所谓探源，也叫溯源，就是不仅要说明此词此义出现的时间，还要说明词义的相承及转变，词义与用字的异同。所谓博引，是指语词研究的基础在于材料的可靠和广博。

　　重情重义

　　在学术问题上，蒋礼鸿敢于坚持原则，从不人云亦云，早年还曾因与前辈权威学者商榷而引起注意。在生活中，蒋礼鸿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笃于师友之谊，在学术界有许多朋友，和吕叔湘、夏承焘、邓广铭、王季思、洪诚、徐复、张永言等著名学者以及本校同事徐朔方、郭在贻等先生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

　　“怀任斋”是蒋礼鸿的书斋名。取此斋名，是怀念好友任铭善（字心叔）。蒋礼鸿进之江文理学院时，任铭善读四年级，一年后留校任教。蒋礼鸿听过他的文字学课。此后，二人的关系一直处于师友之间。一人写了些什么，就请另一人磨勘，情谊深厚。1967年，任铭善因病去世。

　　改革开放后，任、蒋二位先生的学生、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从周，把任铭善的诗词遗稿录为《尘海楼诗词》长卷。蒋礼鸿附上跋和一首六言题诗，诗云：“生恨才情溢量，死觉文章作棱。莫听邻人吹笛，子期白发先生。”任铭善的遗稿《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要略》也是在蒋礼鸿的奔走和联系下出版的，他在整理和校对好友遗稿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蒋礼鸿与平辈友朋时常唱和酬对。他与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先生惺惺相惜，互相推崇。在徐复老八十寿诞时，蒋礼鸿作《为士复兄八十祝嘏》为老友祝寿，末尾四句是“犹有新篇祝黄者，更无酒户引深卮。遥知黉舍筵开处，共仰雄谈四座驰”。南京大学洪诚先生也是蒋礼鸿的故交，当年他与任铭善、蒋礼鸿并誉为新《辞海》编纂的“三把刀子”（喻指解决问题又快又准）。1980年洪诚病逝，蒋礼鸿作《洪自明挽词》四首以寄哀思。

　　蒋礼鸿乐于提携后学晚辈，培养了如任远、胡从曾、樊维刚、蒋冀骋、梁晓虹、任继昉、方一新、曾良等知名学者。晚年，他常常为学生、后辈乃至素不相识的青年才俊撰写推荐意见。

　　在读书做学问之外，蒋礼鸿有时也会表现出风趣幽默的一面。他晚年先后得了嗜铬细胞瘤、肺癌，多次住院。学生张宪文听说后，悲痛万分，蒋礼鸿反过来宽慰他，写下了《宪文闻余病，来书有五内如焚语，作此为报》诗：“命长总要见阎王，命短些儿也不妨。我友应须知此理，勿因我病便惊惶。”

　　蒋礼鸿与夫人盛静霞相知相爱五十载，相敬如宾，堪称“神仙眷侣”。盛静霞出身扬州名门，酷爱古典诗词，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师从吴梅、唐圭璋等先生，有“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等名句传世，还与夏承焘合著《唐宋词选》，与陈晓林合编《宋词精华》。抗战期间，盛静霞任教于当时著名的白沙女中。她提出的择偶条件，第一条便是“要能写诗词，能和我唱和”。经人介绍，盛静霞与蒋礼鸿开始通信唱和，渐生情愫。婚后，经历抗战西迁、胜利东下及新中国成立诸时期，他们先后在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工作，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在杭大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中，蒋礼鸿教古代汉语，盛静霞教古典文学。蒋礼鸿中年遭受坎坷，晚年屡染重疾，盛静霞始终不离不弃，照顾备至。蒋礼鸿曾以“同行同坐同赓唱，此乐人间本少有”来形容夫妻情谊。二人所作古诗词由学生辑为《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印行，分送师友，传为学界佳话。蒋礼鸿去世后，盛静霞写了《含泪写金婚》《回忆点滴》《忆云续录》三文，饱含深情地回顾了二人琴瑟相和、相亲相爱的一生，令人动容。学生忆及二人，称“家中谈笑皆学问，风雨同行见真情”，其爱情与学术精神为后人传颂。蒋先生、盛先生伉俪，早早立下遗嘱，嘱咐家人，他们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供研究之用，体现了两位唯物主义者无私的奉献精神。

　　“春蚕到死丝方尽”，这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本版图片均由蒋礼鸿之子蒋遂提供

　　学人自述

　　我出身城市平民家庭，家中没有读书人。读中学时，听了一位老先生徐延修讲古文，很感兴趣，于是就试读起来，越读越有兴趣。后来进了之江文理学院，受到钟泰、夏承焘两位老师的启迪，兴趣更好了。当时不过是兴趣而已，我曾和盛静霞（字弢青，即后来我的妻）说过：“我的读书，是‘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玩玩而已。”她并不相信。那时，我们在重庆白沙，我弄我的《商君书锥指》，她协助我抄写。天气酷热，伏案一小时，桌上四条寸把宽的汗水印，我俩相视一笑。现在想来，这种“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读书态度，对我是有益的。一个纯学者，不应当满脑子里充满杂念。我曾对学生讲：“三十年（岁）前好用功。”也就是因为青年时期，无牵无累，精力旺盛，正是打下扎实基础的好时期。后来认识到著书立说是为了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事业，我的读书目的、态度进一步端正起来。

　　钻研几千年前的古籍，尤其是像天书一样的敦煌变文，当然是艰苦的，但读书有了所得，就觉乐了。我从来反对“悬梁刺股”式的苦读书，而是喜欢游泳在知识的海洋中，悠然自得，一坐下来，伏案数小时，根本忘了时间，一旦心有所会，更是其乐无穷。

　　我想读书首先应该是钻进去，沉下去。绝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既要博览群书，细大不捐；又要反复钻研，沉潜其中。我家里约有七八千册书，有些学生问我：“蒋先生，这么多书，您看得完吗？架子上的书，您都看过吗？”我说：“都看过，有的还看了好几遍呢！当然有些是涉猎，有些是精读。”我读的书也可以说很杂。经史子集正经书，固然常读，闲书、弹词、小说也读。只要是我认为于我有用，我就随手摘下，或写在书头上，这样，汇总起来，就不费事了。资料积累多了，揣摩熟了，随手拈来，都可以为我所用。

　　我之所以能荣辱得失概不计较，无论风雨寒暑乃至良辰佳节，每日都要伏案数小时，其实也不是刻意如此，不过是书成了我第一爱好，一拿起书，就陶醉其中，什么都不觉得了。宋诗人叶采《暮春即事》“独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正是这种境界。有人说我“手不释卷”，妻嘲讽我，送我一副对联“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几度病濒危”。1987年后，我生过几次重病，医院竟发出九次病危通知单（其中也有误发的），家里人不敢告诉我，我也不管，照样拿本书来看。护士同志说：“你还是一本书，叫我们怎么给你挂大瓶呢？”我说：“你挂你的，我看我的。”打针总有些痛，不看书，叫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的“安心法”。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去逛旧书店，每到一户人家，就到书架上翻翻，有些什么书？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一些书，想买，但没有钱；不买，好书失之交臂，太可惜了！我和弢青商量，她说去借钱如何？我说：“好！”我俩就向熟悉的师友借了钱，把书买来了。

　　——摘编自蒋礼鸿《谈谈我的读书体会和治学途径》，载于《蒋礼鸿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