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逊（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晚明因其思想的多元与光景的斑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于其间诗学更是异彩纷呈，流派纷起，学说多歧，夹杂着特定的社会情状、学术思潮和文化观念，造就了纷繁复杂的文学面貌。概而言之，对中晚明诗学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解视域。

　　传统诗学的一环

　　中晚明最重要的文学群体有二，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崇复古，尚格调，另一则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大力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复古潮流自明中叶就已主导文坛，经年发展，影响深远，但各种流弊也日益滋生，并成为文学发展的巨大障碍，于是乃有性灵派应运而生。“中郎（袁宏道，字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间发展据此多被描述为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对立姿态，延及今日，崇革新而抑复古已成为不言而明的前提。

　　但当革新论调全盛之日，复古余裔针对批评之辞，或辩驳，或反思，形成了另一波高潮；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等人都重提师古。对立双方虽有激烈攻讦，但也存在积极借鉴，特别是继起者中的超拔之辈，能够积极吸收对方的优点，合理改造和完善自身的不足，实现理论的更新与再造。

　　有鉴于此，彼时文人虽有情感偏好，却能意识到各流派作为传统诗学的一环，皆具特定的合理价值，不应一概抹杀。他们对相关主张虽有评判，却不会简单左袒某一方，反而基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立场，辩证、客观地评价个中得失。譬如朱彝尊有明文“八变”之说，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便是后三变的主要代表。有学人据此提出了“矫弊循环论”说：每一流派的兴起总是出于特定的客观需要，但在其流布过程中，或由于后人的惰怠无能，或由于形势的改弦更张，难免流弊日多，这时便会有新的文学主张萌生，“递相盛衰”，实现文学的演进。公安派取代七子派自是如此，竟陵派的代兴亦然。

　　可惜的是，明清易代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诸多诗学反思未能持续而深入地推进下去。甲申之后，诸多遗民在反思亡国原因时，不约而同关注到了文学的“影响”，当然主要是负面的。最受口诛笔伐的便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创作被视为灭裂风雅的“亡国之音”。其后，出于学术理念差别等因素的考量，经四库馆臣的有意“经营”，整个明代文学都遭到严厉批评。至此，无论是复古派还是革新派，其价值已基本是负面的，中晚明诗学的基本面貌长期被人歪曲或遮蔽。

　　新文学的源头

　　二十世纪初，当“五四”文学革命退潮后，不少先行者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公安派因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其反对因袭模拟、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主张得到高度表彰，并被认为与新文学的诉求“基本相通”。这一理念最初只是一篇演讲稿中并不严密的理论构想，却在流布过程中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必要的完善，甚而为新文学确立了本土源头，影响一时无两。

　　类似主张风行之日，亦招致了不少反对声音，特别是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作家，个中因素较为繁复，但双方的论争却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晚明诗学的整体面貌，即除了“风花雪月”外，也有着“关心世道”的一面。尽管双方的理论论争如火如荼，但就实际效果来说，显然还是鼓吹性灵的一方占据了上风。彼时出现了大量小品选本，如刘大杰《晚明小品集》、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王英《晚明小品文总集选》、阿英《晚明小品文库》等，虽不无“载道”的旨趣，但终究是以鼓吹“言志”或“性灵”为主导。此外，无论是彼时文人创作的小品文，抑或是指导小品文写作的教科书，无不以上述旨趣为宗旨。

　　经由这样一番努力，整个社会层面造就了关注、阅读、研究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热潮，不但改变了他们少有人知、多遭恶谥的局面，甚至将其塑造为新文学的源头，纳入文学史的进化轨迹中。至于复古派则并不在讨论范围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是将其列入“妖魔”行列，他们身上的枷锁非但没有打破，反而越发沉重了。

　　由此造就的，不仅是中晚明的“新”发现，也是“新”塑造。彼时学人关注的只是公安派、竟陵派及周边文人，且在意的只是他们身上与新文学相关联的那一面，于是乎公安派、竟陵派被置于文艺的核心位置，诗学的核心论述也被所谓“新思潮”全面接管。延及今日，谈论起这个时期，我们想到的就是公安派和竟陵派，或者“三袁”“钟谭”，以及上溯的徐渭、李贽，下及的张岱等人。至于七子派，则因为他们的“落后”，仍属于被检讨和批判的对象。

　　“现代”的发端

　　当我们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中晚明时，既是凸显（指公安派、竟陵派），也是遮蔽（指七子派）。自新的研究范式确立之日起，我们的理解视域就带有明显的区分和筛选性质，且这种研究取向日益强化乃至走向极端，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逐渐溢出文学范围，介入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中。

　　嵇文甫称“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多年来我们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屡有变化，但总能通过对文学作品/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发现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或印迹。经年发展，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论及中晚明文学，“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固然为社会文化做了注脚，社会文化也赋予了文学新的阐释可能，彼此互相成就。

　　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话题即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起于何时，众多学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明清之际，并特别强调了晚明时代的突出意义。商传认为“主张中国传统社会在晚明时代开始发生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转型的观点已渐渐为多数学者所公认”。我们有关中晚明诗学的新理解和新阐释，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徐展开，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早期启蒙、自然人性论等考察视角都是其必然产物。较之新文学的源头说，相关阐释可谓是进一步地深化与全面，充分展示了其所具“现代”意义的多面与深刻。

　　有关七子派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经细致辨析，我们发现在七子派的文学思想中同样存在“革新”元素。譬如前七子领袖李梦阳，陈建华即认为“其主要的积极的部分与晚明文学思潮是相通的”；而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据说其晚年有“自悔”之论，不少学人因之申发其后期的“自我修正”之举。至于王世懋、屠隆、胡应麟等人更是被视作由复古转向革新的“过渡者”，复古派与革新派也由敌对状态转趋融合。复古派虽存在“局限性”，亦有“突破”的成分，甚而可被视为革新思潮的“前导”和“先驱”，如此一来，中晚明文学/诗学内部虽存在分歧，但却具有相近的主旨和统一、明确的演进目标，种种新认识和新评价因之突破了部分对象层面，成为全局性的结论。

　　综上，有关中晚明诗学的认识日益丰富，特别是在社会文化的参照下，不断挖掘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可能的问题也要保持警醒：一方面，三重视域虽多有积极意义，但可能的缺失——譬如说立场的偏狭、逻辑的错谬——同样非常显著。另一方面，就近百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受进化论影响太大，突出强调了文学“革新”与“现代”的一面，阐释历程看似多元，实则所有的洪流都汇聚到单一方向。当此之时，我们应当转换视角，综合考量历史的多重面向，特别是反思并超越上述视域的偏狭之处，尽可能地挖掘和展示中晚明诗学的丰富可能性。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