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7月16日，梅措拉再次当选欧洲议会议长；7月18日，娅埃尔·布朗-皮韦连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同是18日，冯德莱恩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

　　三位女性领导人的连任，让欧洲政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大风早已“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岂能轻易地止于草莽之间。

　　6月以来，欧洲议会选举、英国大选和法国议会选举三场重要选举，已让欧洲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上的碎片化、极端化趋势暴露无遗。执政者普遍遭遇挫折，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和政党无感、无奈，“疑欧”政治力量影响急升，欧洲未来不确定性前所未有。

　　7月18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会，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经投票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幻灭后的反叛”

　　三场选举各不相同，结果迥异，比如英国大选产生了一个稳定多数政府，而法国则产生所谓的悬浮议会，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绝对多数。但共性也非常突出，那就是执政者遭到选民的反叛，欧洲社会的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弥漫。

　　其一，欧洲政治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加强。过去20余年来，欧洲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碎片化。大党不大，小党不小，更多的政党进入议会，三党、四党甚至五党、六党才能组成执政联盟。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以往仅凭中右翼的人民党及中左翼的社会党两大党团就能获得稳定过半的多数议席，但此次人民党团、社会党团加上复兴欧洲党团才取得勉强过半席位。

　　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议席的分散程度比2022年更严重。在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在议会下院650个席位中获得412席，看似一面倒，但实际上得益于所谓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工党的得票率只有34%，也就是说，英国社会也非常分化、政治高度碎片化。

　　其二，欧洲政治极端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加强。观察过去几十年来的欧洲议会选举，尽管时有起伏，但受到主流政治排斥的所谓极端政党，特别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一直在稳步快速增长。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共获得约五分之一的议席，而此次已获四分之一的席位。

　　在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尽管面临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挤压，但是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政党，在国民议会所获议席从2012年只有2席，到2022年获得89席，再到此次选举获得143席。

　　在德国，2013年才成立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很快便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此次所获欧洲议会席位也超过执政三党，成为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全德第二大党。

　　在意大利，执政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

　　其三，欧洲政治“游戏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加强。欧洲政治运作失灵，不是一个新现象。过去几十年来，不论是换党还是换人，都解决不了欧洲民众关心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民众对政治、选举的无奈感和幻灭感，对传统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都在增强。

　　欧洲国家自己也认为，欧洲议会选举就是“抗议投票”，也就是说，民众借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发泄对本国执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不满。但这样产生的欧洲议会，其民意的代表性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只会更加凸显。

　　法国第五共和的初衷就是确保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和政府，但2022年就没能产生一个多数政府。此次国民议会选举更是加剧了政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好似正在回归第四共和时的混乱状态。英国工党仅凭34%的得票率就能获多数席位，根本体现不了多数民意，只会进一步增强民众对政治的厌恶和幻灭感。

　　7月4日，英国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开始。图为一名男子在一处投票站投票后离开。新华社记者 李颖摄

　　长期难解的困局

　　民心思变的背后，是欧洲长期难解的一系列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经济低迷。21世纪以来的20年可谓是欧洲失去的20年，欧洲经济持续遭受多重危机冲击，平均增长率不到美国的一半，希腊、意大利等部分国家经济总量至今仍未能恢复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对欧洲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包括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危机等。2023年，作为欧洲经济核心的欧元区仅增长0.5%，欧盟11个成员国陷入负增长，最大经济体德国衰退0.3%；2024年，欧元区预计仅将微弱增长0.8%，且这可能还是相对乐观的估计。

　　英国自脱欧后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2023年陷入衰退，2024年仅将微弱增长0.7%，71%的民众认为脱欧后经济形势恶化。此外，英法等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都在快速增长，未来经济发展难以乐观。

　　二是社会分化。总体看，欧洲的社会分化仍在持续发展，特别是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欧洲所谓的精英阶层，无论左右，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问题以及气候变化、价值观等问题上看法大体一致，遵守政治正确，趋同性明显，压制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主导着欧洲内外叙事和话语权。

　　而普通民众的正当诉求和不同意见，轻则被忽视，重则遭压制。比如，俄乌冲突带来的生活成本危机、难民问题、能源问题以及乌克兰农产品问题等，严重冲击欧洲中产及底层民众生活，但这被精英阶层视为理所当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2024年以来全欧范围内的农民抗议示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不只是农业，其他行业的抗议示威也此起彼伏。

　　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不满本国政治体系和政治人物，比如相当多的法国人认为总统马克龙是“富人总统”。部分民众将难民及非法移民的增加归咎于欧盟，因此，主张采取强硬政策、收回国家主权的极右翼政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关切，欧盟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官僚机构；而与此同时，成员国又因将一部分权力上交欧盟而行动受限，无法及时有效回应民众关切。

　　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逐步减少国家主权，同时逐步构建欧洲主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主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也持续累积。这是一个有欧洲特色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尖锐，而且进退两难。

　　深愁中的迷思

　　战后几十年来，欧盟和欧洲一体化多次遭遇危机，但最终都能克难前行，这就是所谓的“危机驱动论”。但与过去不同，当下欧洲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全面的，经济、社会、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交织，更加复杂难解。而且，当前欧洲在全球处于一个更为不利的地位，应对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下降。

　　欧洲更加难以推进战略自主。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形成了对美国经济、金融、能源以及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依赖，远超以往的冷战时期。与之相应，欧洲出现了马克龙所担心的“附庸化”趋势，即作为美国的依附者，即使很多情况下有损自身利益，也不得不更多服务于美国利益。欧洲的安全、能源、经济、金融政策全面受制于美国，难以独立发展，社会更加分化，外部环境也更加严峻。

　　欧洲更加难以推动一体化和结构性改革。一体化是欧洲力量的最重要来源，但一体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不往前走就会出问题。自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多年来只是修修补补，再未能修改条约，解决一体化中的系列结构性问题。相反，南北矛盾、东西矛盾、德法分歧等问题持续累积。随着政治碎片化、极端化的持续发展，法、德政府均更为弱势，未来一体化前景暗淡。

　　欧洲更加难以推行理性务实的内外政策。当下的欧洲，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持续发酵，大大压缩理性思考和务实政策空间，政治正确越来越成为难以碰触的禁忌，保守、内倾、排外正成为潮流，堡垒化趋势愈益明显，而欧盟过去的繁荣和影响力正是来源于开放发展和包容性发展。

　　可以说，当下欧盟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与欧盟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思维有关。理性、务实和包容的缺乏只会进一步加大欧洲经济困境，并导致更多的社会、政治问题，从而让欧洲更不安全，形成恶性循环。

　　“疑欧”围城之际，花自飘零水自流？

　　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欧洲如何选择，对自身乃至世界来说都关系重大。毫无疑问的是，自主自立、开放包容、理性务实的发展之路会让欧洲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世界。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