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土文化的自觉和地方性转向。新诗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关切和书写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诗人关注更加切近和切己的“地方”，从而获得更多和更具体、深切的表达。作为“巴蜀诗群”的重要代表，梁平继长诗《重庆书》《三星堆之门》《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诗集《家谱》《深呼吸》《时间笔记》之后，仍然秉承其“对巴蜀文化的诗意回望”，以及对李白《蜀道难》的崇敬与传承，创造了《蜀道辞》（发表于《诗刊》杂志2024年第2期）这样一部颇为独特的重要诗章。

　　《蜀道辞》突出体现了诗人的诗学观念。在“创作谈”《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中，梁平说自己最近几年“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我们的家指认的基因与血脉。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蹚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对于他而言，“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的“蜀地”，成了“根须”所深深扎入和“延伸至”的“地方”。梁平的诗学观念，就是要回返到故乡的本源，深入故乡为他特别设置的历史空间，并且求索、揭示和守护它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蜀道辞》对蜀道的书写，实际上就是诗人梁平的精神还乡。

　　但梁平的还乡，特别注重个体性，注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形的根”。他所说的“根”，内在于诗人的个体生命，属于诗人个体自我生命根脉的自觉找寻与认真梳理。

　　本着这样的诗学观念，梁平的“根须”专注蜀地、延伸至蜀道，呈现出一幅壮阔雄奇的蜀道景观，“尔来四万八千岁，/峡谷与峻岭悬挂在日月星辰，/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三千年典籍。线装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雨雪滋润山清水秀，/雷电席卷金戈铁马。……”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蜀道包容着太多的历史记忆，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也是不畏艰险、伸张大道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与象征。古往今来，大量的“蜀道诗”让沟通秦蜀的漫漫蜀道也被称为“蜀道诗路”。所以，梁平以线装巨著来形容蜀道是恰切的。蜀道蜿蜒于山河大地，实际上已经高度文本化，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文化空间与文学景观。梁平以《蜀道辞》再写“蜀道诗”，甚至以破空而来的起句“尔来四万八千岁”和诗题《蜀道辞》直接与李白《蜀道难》互文，其所面临的文学史挑战与压力，显而易见。

　　这部长诗结构谨严，精心布局，正如诗人所说：“从实地考察到案头资料消化、节点的取舍、构架的设计、人物的勾勒、语言的调试，应该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重要的实验。”这部长诗对蜀道有详有略、重点突出的结构性呈现，提供了一个“梁平版”的蜀道景观与文学地图。同时，他笔下的蜀道景观有着开放包容的人文主义情怀。诗人纵横捭阖地吞吐八荒、思接千载，无论是山河大地、文化景观，还是正史野史、掌故传说，都被一一纳入，又基于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对蜀道所承载的丰富历史内涵有所选择地取舍。不管是蜀道的开辟，还是它的主要功能，都与征伐有关。像发生在陈仓道上的历史故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褒斜道上的定军山之战，都是蜀道故事中的重要内容。蜀道上布满了战争遗迹，但诗人没有过度地偏重于战事，甚至略去了很难回避的诸葛亮。诗人似乎在说：蜀道有斯文，蜀道重斯文！《翠云廊》一诗写道，“蜀道上剑阁的梓潼翠云，/超凡脱俗，与远去的狼烟绝缘，/连绵战火始终没有走近这里的阴凉。//……古树数十万，/子嗣延绵欣欣向荣，枝丫上的翠云，/激荡成旗，比战旗更威武”。诗中彰显人性、守护自然的精神意识，一目了然。《蜀道辞》中的蜀道，无论是总体景观，还是诗中写到的各个“景点”，都被梁平赋予了新的人文内涵，获得了新的文化形象。

　　《蜀道辞》中，蜀道景观的新形象与新内涵还来自诗人的个体诗学。这首长诗，又一次体现了梁平开阔自如地纵横捭阖、悲悯且放达的基础情调。这一情调，同时也作为一种颇具诗力的气脉与运思，上天入地、古往今来地兴发感动，容纳林林总总的蜀道故事与个体经验，加之诗人扎实老到、遒劲有力的叙事艺术，以及反讽、对话、独白、互文、征引、用典等技艺与修辞，坚实地创建了一个阔大、沉雄的蜀道空间。诗的结尾以“旁白”来书写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伤痛、血泪和艰难险阻，以及“自己收拾”的坚忍放达和奋力突围，不仅将全诗收束于个体，而且还使自我的人生体悟联通和同构于深邃博大的“蜀道之道”，圆满达成诗人“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让诗歌不再飘忽如云”的诗学追求。

　　《蜀道辞》中的诗性空间，充溢着一股强劲的诗力。正是以这种方式，梁平为蜀道重重地打上了自己的标记，也使已经高度文本化的蜀道景观，突出显示着梁平的“我”。十多年前，姜涛先生反思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诗写作存在历史想象力孱弱的问题，并且在“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的提问下深切期待“某种更为浑厚的、真正纵深的历史经验”，我以为《蜀道辞》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