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对学问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就是如此，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中日两国刑法学术交流作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都与刑法相关，他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也是一位学者必经的道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他接受了四位苏联专家的授课，这四位老师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苏联刑法传授，既讲总则与分则，同时也做一些辅导，讲授一些学习方法。直到今天，高铭暄还清晰地记得这四位老师的名字。“贝斯特洛娃，来自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马亨，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在叫圣彼得堡大学；还有一位是尼可拉耶夫，来自莫斯科大学；柯尔金主要是搞物证技术的，也兼搞一些刑法，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中学的还有基础理论，当时有马列主义基础课，也学过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叫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以外，我们还听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做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而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工作任务繁重，于是，刚刚留校任职的毕业生高铭暄受人民大学的推荐和委派，加入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从1954年开始，直到1979年结束。高铭暄和同事们克服困境，经过无数次讨论研究，终于如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的起草工作。任务多么繁重、工作多么严谨细致，一个数字可见一斑，仅“1954年的10月到1957年的6月，这一段时间就搞出来了22部刑法草案稿子”。高铭暄回忆。而且他还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已记不清提出过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和整理过多少参考资料，对每一个刑法条文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
第一部《刑法》正式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众多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刑事法律的草创活动，包括提意见、发表立法建议、要求纠正不当条文等，受到了立法工作机关的高度评价。
近20年的立法实操磨砺了高铭暄，使他从一名法学院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位立法战场上的“老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吐故纳新，高铭暄开始了新的征战，无论是原有法律的修订、新《刑法》的编写，还是《刑法总则》的归纳创制，高铭暄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的一线。
199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召开刑法修改座谈会，会上，高铭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削减死刑的建议。新刑法典通过后，他又应新闻媒介、教学科研机构、司法部门等邀请多次讲授、宣传新刑法典。
除了立法工作，作为学者，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也凝结着高铭暄的心血和汗水。他承担了《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等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承担了自学考试、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的编纂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在教学一线，在培养学生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三严四能五结合”。“三严”就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就是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研究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就是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他曾手书过一幅16字条幅“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虽然赠予的是早稻田大学校长，但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的写照。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21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