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刁琳琳
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阐述了2019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位列其中。会议指出，“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要推动这些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2019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京津冀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效的同时，进一步对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为主的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予以明确部署，擘画出未来我国构建高质量经济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过去5年，在改革、开放、创新的进程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缩小区域差距、破解体制障碍、完善城市群布局形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等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经济深度转型提供了区域验证；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京津冀地区也必将承载着以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思路与新构想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协作机制、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重任。
寓意“凤凰展翅”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正式对外完整亮相。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河北省乐亭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助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图为乐亭县一家汽车配件制造企业的工人在检验产品质量。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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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正是新形势下我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抵御经济风险、推动持久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局部的阶段性改革与“先行先试”的探索。选择具有改革基础的区域先行试验、摸清规律，再及时总结经验，由局部扩大到整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领域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经验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就要主动试水，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方能打破僵局。在社会转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协同、融合互动、一体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主流和大势。京津冀地区被定位为“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意味着其承担着在更高起点上率先谋划和推进改革的历史重任：集纳最新改革成果、汇聚先行先试政策，体现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具体内涵，在检验、继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中提供区域新例证；先行探索良好的区域管控体制机制与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完善精准性政策体系、创新多组合政策工具、搭建可操作政策平台，为创新跨区域治理模式贡献科学样板；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统筹谋划、互补互动，在重点突破中实现改革的整体协调推进，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引领航向。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看，三地在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层面的“先行先试”探索成效已然显现：北京的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理念不断实现深刻转变，天津与北京实现双城融合、同城联动，河北积极对接京津。三地合作实现和合共赢、抱团发展，一系列疏解示范项目有序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机制正式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雏形初现、产业合作分工模式日臻完善、教育医疗资源共享和人才流动更加通畅、“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初步建立、三地干部交流制度稳定推进，无一不是三地跨越行政区界合力推动协同发展改革实践的生动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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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重大制度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深化改革唯有与持续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这是深入推进制度改革、创新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作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试验田，京津冀地区需要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制度创新，为提升国家区域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五年来，京津冀地区经历了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重大体制机制调整和政策工具创新过程，区域协作是在对协同什么、承接什么、疏解什么、发展什么等问题的破立、反思和纠偏中日渐融合的。“入山问樵、遇水问渔”“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并未过时，协调精准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愈发清晰。2016年编制实施的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的区域“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大手笔布局产业、交通、水利、生态等专项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谋划北京的发展；雄安新区以“1+N”规划体系完善顶层设计，《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描绘了雄安新区的发展图景，凸显了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决心，一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呼之欲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促进了区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为区域发展质量进阶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制度创新也推动了三地在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产业联动、市场统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区域共治领域的重大合作，统筹有力、竞争有序、共享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加速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彰显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境界。
把握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不断在实践创新中检验制度与理论创新。比如，在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为更好保证京冀产业转移承接，北京深化细化产业疏解的配套政策方案，通过30多项市区级政策集成鼓励企业外迁；在水电气热价格、土地竞拍、项目审批、税收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出台差别化政策，降低企业转出成本，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等手段结合完善产业退出机制。河北作为主要承接地，以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通武廊”协同发展示范区等先行先试平台为依托，主动破题、敢于担当、大胆创新，在政府服务、投资管理、金融改革、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养老、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对接领域持续改革探索，确保疏解对象“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历史实践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亦是如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相统一、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正确方法论为指导，恰当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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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京津冀地区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也必然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城市群发展路径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从成功的世界级城市群空间发展规律来看，核心城市周边一般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区域，要安排若干新城新区，围绕形成高度协同融合的全球城市区域和巨型城市区域。从这个角度讲，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区域开放和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影响，使京津冀站在了兼领陆海开放风气之先的新起点上。
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设立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与深圳、浦东皆有不同。深圳和浦东设立之时，分别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和全面开放的节点，在开放发展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红利中缔造了“深圳奇迹”和“浦东速度”，两者均“向海而兴”，兼具港口与腹地资源，利用外资与发展外贸的优势并存。从参与全球经贸体系的区位条件来看，中国大多数内陆城市和区域并不沿海沿江，要想复制深圳或浦东的发展模式比较困难。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我国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对城市积极融入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雄安新区，并赋予其“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定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于沿海开放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集聚国际国内创新要素资源，为国内其他内陆地区转型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样板，北京应把握服务业扩大开放新一轮试点重要机遇，依托首都优势集聚国际高端要素，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高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担当重要角色；天津应发挥自贸区和京津冀海上门户优势，借“改革开放先行区”打造新亚欧大陆桥重要起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通过设立高效能无水港区优化提升冀津口岸服务水平；河北应紧抓以雄安新区为核心设立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契机，以积极的自贸战略推动内陆区域自由化进程，开拓华北平原经济发展新支点。未来的京津冀地区，将作为全球性优质要素资源汇聚地，以一系列开放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创新效能，彰显当代中国开放合作的时代气质，引领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贸分工，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01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