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

　　身子俯下了，心气更高了

　　以前搞剧目创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后，一旦得奖，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没有持续的打磨修改，自然出不了精品力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创作者也变得心浮气躁。

　　广东歌舞剧院院长熊健道出了创作者的尴尬：“创作者都想把作品打磨成精品，可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创作者很难专门拿出大量时间去打磨一部剧，毕竟大家还得为生计忙碌。”

　　国家艺术基金的出现，为精品创作提供了最大支持。比如，广东歌舞剧院的《沙湾往事》2014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后，2016年继续获得了滚动资助。正如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所言，滚动资助项目的工作重心就是“聚焦于改，以改为主”。

　　有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沙湾往事》近两年来一直在不停地打磨修改。“近两年来，我们演出了55场，也修改了55遍。”《沙湾往事》总编导周莉亚说：“大到灯光音乐，小到每一个动作，我们都是改了再改，改完觉得合适就留下，觉得不好继续改。”

　　为了听取观众的意见，广东歌舞剧院不仅注册了微博、微信，鼓励观众在网上留言“吐槽”，每场演出还在现场向观众发放问卷。不上台的主创人员更是坐在观众间，以“观众”的身份向周围观众打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同样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的歌剧《大汉苏武》目前也在不断修改中。“如果说刚开始修改是为了完成国家艺术基金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作品进行打磨已经成了我们的自觉。”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张效敏说：“以前搞创作很多时候是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领导满意了，任务也就结束了。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我们搞创作，我们自己成了创作的主人，大家心气都高了，总想着一定要搞出流传于世的精品力作。”

　　国家艺术基金对创作者心态的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受资助项目群体。听说《沙湾往事》5月5日晚在广州有演出并且6日举办研讨会的消息，包头市民族歌舞剧院院长高晓红立刻带着两位演员，从包头飞到广州，从“黄牛”手中买了高价票观看了演出，并旁听了6日的研讨会。“虽然没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俯下身子多学习，多请教，多听意见，那样才能进步。”《沙湾往事》研讨会现场，高晓红停了停笔，跟我说了两句话，又埋头在本子上记了起来。

　　管理者：

　　干预创作少了，提供服务多了

　　除了创作和评论方面的改变，其他一些改变也在悄然进行。从一张节目单中就可以看出新变化。过去，一部作品的演职员表往往要好几页，因为各级宣传部、文化厅局的领导、院团的领导不管是否参与创作都要挂上名字。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真正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名字却湮没其中。

　　国家艺术基金，实施项目制，挂名字就有任务和责任。因此，挂名的领导少了，节目单变得简单许多，而艺术家成了创作的主角。比如，《大汉苏武》的主创名单上就没有一个领导的名字，全部是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小小节目单的变化，体现的是国家艺术基金对现有文化管理模式的改变。我国现行文化资金投入模式以政府为主，由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划拨给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由后者安排使用。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文化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资金往往只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体内循环”。文化行政部门往往有心“管天下”，但苦于资金规模和地域、部门限制，而只能“管脚下”。

　　传统管理模式以财政直接资助和政府部门管理文化经费为基本特点，存在着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并存，资金管理链条长、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可以让文化行政部门从具体的创作中抽身，有利于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干了30多年艺术管理工作的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唐跃，深切体会到国家艺术基金带来的这种变化。“以前，省直院团，拍什么戏，都得先上报给文化厅，文化厅批准了，再拨款给院团由他们创作。本应是文化行政管理者的文化厅，就这样参与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唐跃说，有了国家艺术基金，文艺院团可以直接申报项目，真正成为创作的主体。那么，这也给文化管理者提出了新的命题：从具体创作中抽身后，应该干什么？唐跃认为，应该加强对文艺院团的服务工作，比如指导文艺院团进行艺术基金的申报，做好文艺政策的传达解读等。

　　（韩业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