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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视域下的水文化资源及其重要价值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11-23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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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心语】

作者:庄华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水文化资源作为历代民众在治水用水实践中形成的物质遗存、制度规范、精神理念、民俗风尚的总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作为探究文明演进、阐释历史规律、传承文化根脉的基础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水文化资源研究,梳理水文化脉络,助推文明基因传承、赋能当代发展。立足史学视角深耕水文化研究,突破传统水利史研究的局限,推进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既是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服务国家战略、传承中华文明的时代课题。

一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体系中,水利史是传统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历代治水工程、水利制度、水患治理等具象历史问题,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确立了古代水利史书写的基本范式,后世正史中专设“河渠”“水利”门类,《水经注》《行水金鉴》等专门典籍更是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水事史料。但传统研究多侧重技术史、制度史的单一维度,将水治理视为政务治理的附属内容,忽视了水背后承载的人文精神、社会变迁、文明密码,导致水文化资源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化、边缘化状态,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研究体系。

新时代史学研究强调大历史观,注重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贯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融合、历史阐释与时代价值的统一,而水文化资源研究恰好契合这一学科发展趋势,成为史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从文明史维度来看,江河湖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管子·水地》有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黄河的包容坚韧、长江的灵动进取、运河的融通共济、水乡的温润崇文,共同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流域的水文化资源,记录了地域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过程: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已出现水波纹样,良渚古城遗址的水利系统证实了史前长江流域治水能力与国家起源的内在关联,二里头遗址的水系布局印证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管子·乘马》)的建都传统,这些都是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鲜活史料,弥补了传统史学一定程度上偏重文献、忽视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研究短板。

从社会史维度分析,水的分布、治理、利用直接影响古代聚落迁徙、城市布局、产业形态、民俗演化。《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正是依托渭水灌溉之便,关中才成为秦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区;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后,沿线催生了临清、济宁等一批商业都会,促成了明清南北商贸的空前繁荣;江南地区“水网纵横,田畴交错”的地理格局,不仅孕育了“鱼米之乡”的农耕文明,更形成了“水乡枕河、前街后河”的市镇形态与赛龙舟、祭水神、放河灯等独特亲水民俗。深耕水文化资源,能够以“水”为微观切口,重构古代基层社会治理、区域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变迁的历史图景,让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具象、贴近民生,丰富中国社会史、区域史、民俗史的研究内涵。

就学科发展维度而言,水文化资源研究具备极强的交叉学科属性,涉及历史学、水利学、生态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突破单一史学视角,系统挖掘整理水文化物质与非物质资源,能够推动传统史学与现代学科体系深度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拓展史学研究边界,为传统史学注入全新的时代活力与研究增量。

二

立足史学本位,直面现实短板,加强水文化资源研究,需坚持守正创新、多维发力,强化研究的体系化与学理化。

首先,开展全域化水文化资源梳理考证。史料挖掘是史学研究的根本,要突破传统文献局限,构建“文献考证+田野调查+实物佐证”的多元史料互证体系。系统梳理正史典籍、方志族谱、文人笔记中的治水记载、亲水文化、水事民俗,厘清中华水文化的完整历史脉络。既要梳理《尚书·禹贡》“九州疏瀹”的治水传说、《水经注》记载的1252条河流水系沿革,也要整理散见于各地方志中的水利碑刻、分水契约、水事歌谣等。同时,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对古堤坝、古渡口、古灌区、古桥梁等水文化遗产,以及治水传说、水乡民俗、水事礼仪等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建档归类,抢救整理濒临失传的基层水文化资源,补齐民间水文化史料短板,建立完整系统的中华水文化资源史料数据库。

其次,构建多维化学理研究体系。要跳出传统水利史的单一框架,以大历史观重构水文化研究体系。其一,深耕文明维度,聚焦水与中华文明起源、民族精神塑造、国家治理演进的内在关联,阐释《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理念、“大禹治水”的担当精神、“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的治理智慧等,挖掘水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其二,深耕社会维度,以水为纽带,探究水系变迁与城市发展、产业迭代、民俗演化、基层治理的互动关系:比如通过分析明清江南地区“水栅制度”的运行逻辑,阐释水网格局与基层治理的关联;通过梳理运河沿线的漕帮规约、会馆碑刻,还原跨区域商贸网络的形成过程,丰富区域社会史研究内容。其三,深耕生态维度,梳理历代人水互动的经验教训,总结《齐民要术》记载的“保墒灌溉”技术、南方山区“林水共生”的生态传统等,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再次,推动数字化与活态化研究转型。顺应史学数字化发展趋势,运用大数据、数字化建模、影像留存等现代技术,对水文化遗产、水事史料进行数字化修复、整理与保存,构建水文化数字史料平台,实现珍贵史料的永久留存与共享利用。比如可对全国范围内的水利碑刻进行拓片扫描、文字识读、信息标注,建立可检索的水利碑刻数据库;对濒危的水事民俗进行影像记录,建立活态水文化资源档案。同时,要突破将史料视作静态文本的研究范式,聚焦水文化的活态传承,关注当代人水共生的新实践、新文化,梳理当下的水利精神、节水文化、生态治水文化,实现古代水文化与当代水文化的贯通研究,让史学研究紧跟时代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最后,打通研究与转化的衔接通道。不断强化经世致用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品格,推动水文化研究成果落地赋能。一方面,提炼古代治水智慧、人水和谐理念,比如将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黄经验、清代靳辅统筹流域的治理思路,转化为当代流域治理、防洪减灾、水资源保护的参考依据,助力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水文化的文旅价值、育人价值,将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水文化教育、文旅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优质资源:比如依托都江堰、大运河等水利遗产打造水文化研学线路,结合地方水神祭祀、龙舟竞渡等民俗打造特色水文化IP,推动水乡古镇、水利遗产的保护性活化利用,实现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

历史学深耕水文化资源研究,绝非单纯的学术考据,更承载着传承中华文脉、凝聚民族精神、赋能时代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

在文化传承层面,水文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道德经》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早已从自然物质升华为承载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审美趣味的文化符号。通过史学视角系统梳理水文化资源的发展脉络、精神内涵、价值体系,能够厘清中华文明人水共生的文化基因,有助于破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密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源远流长的水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养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担当奉献、百川归海的包容豁达、水滴石穿的坚韧奋进、上善若水的温润谦和,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学通过深度阐释水文化资源背后的精神内核与人文故事,能够为思政教育、国民教育提供鲜活的历史素材:都江堰修建中李冰父子“循势疏导、为民造福”的事迹、“治水如治天下”的历史智慧等,都可为涵养国民品格、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人水和谐的社会风尚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人水关系是永恒的时代命题,当代水资源治理、水生态保护、水文明建设,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历史学通过总结历代治水兴衰、人水互动的经验教训——比如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塘浦圩田”系统保护带来的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等,可以为流域综合治理、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参照,为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史学支撑。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4版)

[ 责编:徐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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