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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与“三风”之变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11-23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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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风变革与社会发展】

作者:尚永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说起唐宋八大家,人们多半只把他们当作散文名家,这无疑窄化了其历史文化价值。他们从来不只是闭门琢句的文人,而是提笔能革除浮华文风、立身能匡正颓靡士风、为官能挽救凋敝世风的思想家和实干者。文风、士风、世风这“三风”,既是唐宋古文运动兴起的动因,也是八大家得以确立地位的根基,更深刻影响了后世古文体系的演变与士人精神的传承脉络。

从四家到八家

唐宋八大家之称是从南宋到明中叶,经数百年反复遴选,最终定格的八人群像。其入选标准不只是才华高下,还与文能开风气、人能立风骨、政能济世俗有着内在关联。八人中最早被认可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明确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李塗《文章精义》则以“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形容其人各自的风神。四人中,韩、柳高举儒学复古大旗,倡导“文以明道”,力破六朝骈文之空洞浮华,是古文运动的拓荒者;欧、苏集“文道合一”之大成,让儒家义理与经世情怀融入文章肌理,把古文推向成熟之境。其合力构建起唐宋古文的骨架,使之成为后世散文创作不可逾越的典范。

明初,朱右编《唐宋六家文衡》,在韩、柳、欧、苏之外,加入王安石、曾巩,并把三苏父子合为“苏氏”一家,是为“六家”。王安石文风峻厉,秉性刚直,以变法革新践行经世之志;曾巩文风淳厚、立身端稳,尽显儒者务实本色;苏洵长于策论,思辨深邃;苏辙文风沉静,立论缜密,诸人各有独特的人格与风格。至明中叶,茅坤编定《唐宋八大家文钞》,拆分三苏,定格为“八大家”,这一文人群体称号自此定型,流传后世。

后世对“八大家”名号也不乏非议,如说王安石偏执、曾巩平淡、苏辙才弱。平心而论,此三人文才确有不及韩、柳、欧、苏处,但八大家并称的文化意义本就不在才力相埒,而在互补其缺,反差相生。茅坤选定八人,其深衷在于确立一套价值坐标:文以载道、人以立节、政以济世。此后数百年间,旨趣相似的古文选本相继问世,证明八大家之并称,既展现了基于审美共识的文学画卷,更绘就了足以彰显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完整图谱。清人张伯行指出:“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伟俊,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话虽老套,却点出了八家文章的共性:根于道、合于理,不尚虚饰、不逐浮华,于气、意、法、词皆有独诣。而这些共性,或许就是“八大家”之名为人公认、世所共推的主要原因。

世变催生文变

古文运动先后兴起于中唐、北宋,其缘起均非文学风尚的自然更迭,而是以上两代皆面临文风、士风、世风交织颓败的积弊,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唐藩镇割据,社会伦理松弛,韩愈《论佛骨表》谓其时百姓“焚顶烧指”“解衣散钱”,财力与人心都被虚耗,这是世风凋敝。士人两极分化,要么埋头骈文声律、追逐科举功名,要么耽于游宴、不问世事,坚守儒家纲常者寥寥,这是士风颓靡。文坛则被骈文垄断,对偶堆砌,典故满篇,不涉民生,不切治道,辞藻华丽而空洞无实,这是文风浮华。面对此“三风”的崩坏,韩、柳倡言古文,鹄的甚明:破邪说,复儒学,重建道统,从宜救乱。苏轼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精准点出唐代古文运动的“救乱”底色。

宋初时局虽相对平稳,然而五代余弊未除,国力积弱,士风不振。范仲淹《奏上时务书》直言其时“文风益浇”“士无廉让”,道破时代症结。其时,诗坛唱和,盛行“西昆体”,雕词琢句,浮华无实;士子撰文,则竞相摹习“太学体”,险怪艰涩,悖于常理。朝廷重辞章,轻吏治;读书人重文辞,轻实学。士风日趋颓靡,担当精神消退。当此之际,欧阳修等人发起第二次古文革新,重在明正统,立规范,文风求平易,士风求中正,世风求务实。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摹习“太学体”的士子一律黜落,天下文风为之一变。他所奖掖、提拔的苏轼、苏辙、曾巩,以及此前即举荐的王安石等人相继呼应,以群体力量将古文一体推向主流,进而重塑士风与世风。

纵观唐、宋两代古文运动,路径各有侧重:中唐韩、柳重在“破”,以雄奇峭硬之文对抗世道崩颓,风骨刚健;北宋六家重在“立”,以温润持正之人格,书写平易晓畅之文章,重立轨范。时代背景不同,决定了两代学者为文、为人、为政均有差异,但在根本目标上,二者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文章非赏玩之具,而应发挥安顿人心、补救时弊、重塑风气的现实功用。

文变重塑世变

八大家因时代之弊而起,又以自身实践反向改造社会,形成革新文风、重建士风、改良世风的逻辑链条。

先说革新文风。韩愈率先以散体古文扫荡骈文,其《原道》《师说》一改偶对排比之陈规,单句散行,直陈事理,或标仁义、道统之源,或斥耻于从师、背离儒道之陋习,以气行文,“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柳宗元《封建论》《时令论》诸篇,以大见识发为大议论,振聋发聩;《三戒》针砭世态之陋,开创杂文讽世传统。可惜后继乏力,晚唐骈文一度回潮,致使韩、柳的文体、文风革新未能蔚然成风、赓续持久。

北宋六家则以群体之力,基本完成古文的范式转型。欧阳修明确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为文态度,倡言“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其《五代史伶官传序》,借古今兴亡之事,阐发盛衰由人的治道哲理,借史垂戒;《朋党论》辨析君子、小人之别,直面党争之弊,说理透彻。苏轼兼融众体,开拓古文边界。《留侯论》借古人行事讨论立身智慧,史论纵横;前后《赤壁赋》融写景、抒情、哲思于一体,消解人生困顿,拓展了古文的审美与思想维度。而从根本上看,以嘉祐二年衡文标准的改变为拐点,文风之导向与通则皆为之一变,天下士子亦随之改弦更张。宋元之际文士刘埙评述称:“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隐居通议》卷二一)可谓笃实之论。

再说重建士风。八大家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共识,勇于参政,以身许国,既因正道直行而多遭贬谪,复能身处困境而守道不移,为士人树立气节标杆。韩愈力倡“信道笃而自知明”(《伯夷颂》)的士人精神,初任监察御史,即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关中百姓卖儿拆屋缴税之苦,因得罪权贵被贬阳山;十余年后,又因犯颜直谏远贬潮州,仍借“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句以明志。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长期谪居荒远的永州、柳州,在困境中坚守道义,誓言“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他的《永州八记》,不仅在描摹自然山水,更揭示出他的内在心性与志趣,为颓靡士风注入一股刚正坚韧的精神力量。

北宋六家大都通达中正,进退守心。欧阳修一生虽屡遭诬陷贬谪,却始终豁达自持,履职为民。其《醉翁亭记》于闲适文字中深藏与民同乐之思,尽显中正平和的达观气度。苏轼经乌台诗案,半生流贬,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仍朗然述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王安石推行新法,不计毁誉,罢相后不结党、不营私。曾巩一生敦厚,不附权贵,以道自持。他们把“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落到实处,在进退之间守住本心,士风由此焕然一新。

最后说改良世风。八大家除苏洵外皆曾担任朝廷或地方要职,其文章多关政务,言行常系民生。韩愈治潮州,驱鳄、兴学、释奴,力图把蛮荒之地教化为礼义之邦;柳宗元刺柳州,释放奴婢,劝课农桑,惠泽一方;苏轼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儋州兴教,所至皆有政声;曾巩知齐州,打击豪强、行保伍、平粮价,安定地方;王安石变法,革新赋税、田亩之制,整饬吏治,力图扭转贫富分化的局面。他们把“士人—官吏—文人”三种身份融为一体,借助宏文大章、短札随笔,完成从庙堂到民间的风气传导。

这是一条清晰的双向逻辑:浮薄文风催生明道古文,贬谪困境砥砺士人名节,民生吏治之弊激发经世实践;反过来,古文革新引领文风,人格标杆重塑士风,实政举措改善世风。“三风”相关,彼此成就,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走向。

八大家的精神启示

回望千年,八大家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并非具体而微的作文技法,而是一套可寻绎、可传承的“三风”互动启示。

一是搭建文随世变的动态范式。八大家的实践证明:文学不是固步自封的文字游戏,而是时代与人相互影响的产物。唐代古文破浮靡,立骨力;宋代古文建规范,求平易。两代才士桴鼓相应,于是确立起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的散文正统。后世唐宋派、桐城派皆以此为宗,承传递变。这一范式的启示意义在于:文章必须扎根时代,回应现实,才能具备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二是构建互补的士大夫精神谱系。韩、柳值中唐时运陵替之际,在朝政动荡纷扰中,以文章弘儒守道,砥砺士节;欧、苏、王、曾逢北宋文教昌明之世,依托士大夫政治平台,倡明义理,致力经世。前者重在衰乱之际维系道义风骨,后者重在承平之时施展经纶抱负,两股精神源流彼此交融,塑造出传统士人既守道义、又务实事的主体品格。

三是彰显“三风”间以“文”为枢纽的交互结构。世风塑造士人群体的精神底色,士风规约文人的创作立场与表达取向,文风则是世风盛衰、士人人格在文学层面的曲折反映。换言之,文章是“三风”中最为灵敏的征候,士人虽难以扭转世风、士风于一朝,却可以通过创作和论说引领、矫正文风。古文运动的枢机,正在于抓住“文”这一中介,借文体、文风的革新承载道德理想,由此振起士风,进而影响世风。八大家之所以成为彰显中华文脉的标志性群体,与其说是因其文章在某一方面独步千古,不如说是因其主动占据了“三风”交汇的关键位置,以其文、其人、其事,为后世提供了一套有借鉴价值的应对方略。

当然,八大家之为人、为文并非完美无缺。韩愈、王安石、曾巩部分文章过于强调道统,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学的抒情本质和自由品性;而茅坤定名八家后,明清文人过于拘泥法度,亦使古文题材趋窄、思想趋同。今天看待八大家,应当取其精神,舍其局限,将为文、做人、济世贯通一体,或许能对其抱有一份更深的“同情之理解”,也有助于在新时代续写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3版)

[ 责编:徐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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