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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羽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768—824),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典范的基础上,着意变革六朝以降的浮华文风,开创兼具古典神韵与时代精神的古文形态,被后世奉为文章宗师。其除旧布新之举,不仅在于体式上化骈为散,表述上务去陈言,且注重文章伦理意蕴的凸显与文化视野的拓展。他以雄健文风彰明儒家之道,以儒家之道直面社会人生,推动安史之乱后的秩序重建与价值重构,其“因文见道”的创作特质彰显出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感召力,在建构道统系谱、彰明文道观念、凸显笃道力行人格等方面均可谓垂范千秋。
首先,韩愈古文创造性建构起儒家道统系谱,勉力扭转中唐世风浇漓之态,且使之发展为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公共话语与精神动力。韩愈在《原道》等文中,阐述了包含伦理道德、文教体系、社会分工、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在内的中国古典文明体系,并将这一体系称为“先王之道”。在韩愈看来,“先王之道”传承有序,“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构成了富含历史权威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道统系谱。同时,韩愈以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担负起“明先王之道”的使命,锐意批判伦理观念、思想文化、生产生活诸领域的不良风气,在当时便产生积极反响,李翱、张籍、李汉、皇甫湜、张彻等一批文士拳拳服膺,云集景从。其所建构的道统话语,更在后世产生了多重影响,大致可归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尊韩愈为道统继承者,亦步亦趋,循其轨辙,高扬传承道统的责任与使命。这一现象肇端于晚唐五代。皮日休、牛希济等有识之士,充分表彰韩愈在“古人之道,殆以中绝”的情形下,“独正之于千载之下,使圣人之旨复新”(牛希济《文章论》)的历史贡献,确立了其在道统系谱中“吾唐以来,一人而已”(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的重要地位。到了北宋,大批文人士子接受并认同韩愈的道统话语,热情颂扬“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不仅以韩愈自期、以道自任,而且心系道统,以至“流涕横席,终夜不寐”(石介《上张兵部书》),以满腔热忱和全副身心投入道统传承事业。可以说,韩愈的道统话语,不仅为后世树立了从尧舜到孔孟的正统仪型,且能持续激励后人自觉将个体生命融入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
第二类,对韩愈所推举的道统话语进行批判性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身上。他们一方面赞扬韩愈是“豪杰之士”,认为“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另一方面志在超越韩愈,从理学或心学的角度出发,对儒家之道的内涵加以深化,着力阐扬其哲学蕴意。因此,他们当仁不让地表示,只有理学家才能上接孟子、直承道统。韩愈生前恐怕不曾想到,有朝一日,他竟会被后世理学家排斥在其亲手建构的道统系谱之外。然而,这种吊诡的境遇,适足彰显道统话语本身的学思魅力,使它得以超越唐代具体历史情境,发展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公共性话语,真正成为韩愈生前念兹在兹的“天下之公言”(《原道》)。
第三类,是现代学者从中华文化发展大势出发,充分肯定韩愈构建道统的历史贡献,以道统话语激发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一体化传承。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面临的主要课题已不再是儒家与异端、理学与心学的论争,而是面对西方文化何以自觉自立、转化发展。值此之际,韩愈构建道统之功再次被提及。例如,陈寅恪特别强调,韩愈参照外来观念构建儒家道统,其间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面对欧风美雨,既谋求吸收转化,也倡导自觉自立、互鉴共进的情感投射(《论韩愈》)。钱穆也充分肯定韩愈道统话语的原创性贡献,同时对宋明理学家偏狭的道统观进行了反思,认为“若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更是将道统视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认为其所体现的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大一统趋向。从宋明理学家到现代新儒家,道统话语从邃密高明逐渐走向博大浑融,最终与韩愈将“先王之道”作为一种古典文明体系的原初视域差相仿佛。这种历经千年、古今呼应的复归趋势,再次展现了韩愈道统话语的魅力所在。
其次,韩愈古文中文道并举、以道为本的主张,在后世逐渐形成文以载道的观念,并塑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价值体系与美善合一的气质。韩愈心系道统、以道自任,故于古文创作中时时彰明文道观念,如云“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答刘正夫书》)。可以说,道不寓文便难以传布,文不明道则无所归依。韩愈这种文道并举、以道为本的主张,在后世发展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影响深远。宋儒周敦颐用车与物来比喻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装饰再漂亮的车,如果不用来载物,也会沦为无益的“虚饰”(《通书·文辞》)。这一喻示,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韩愈以道为本的观念;同时,周敦颐与韩愈一样坚持文道并举,强调“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美则爱,爱则传焉”(《通书·文辞》)。他提醒时人,必须重视“文”的审美价值,因为美妙的文辞能更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阅读热情,引导人们体悟美中之善、文中之道,让“道”流布久远。从韩愈到周敦颐,文道观念一以贯之,成为千百年来推动中国文学传承发展的主流观念,对新时代文风建设和文艺工作依然有借鉴意义。
最后,韩愈在古文中呈现出笃道力行的典范人格,激励后人为坚持理想、正义而不懈奋斗,影响深远。其《伯夷颂》表彰伯夷不顾举世非难,“力行而不惑”,归根结底是其“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人格使然。韩愈一生坚守儒道、攘斥异端,变革文风、提倡古文,直道为政、孤忠谏君,从军平乱、只身退敌,却不时经受来自各方的质疑、嘲笑、猜忌甚至攻讦。而他效法伯夷,笃道力行,义无反顾,令人肃然生敬。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引发了后世的群体性追摹。北宋革新派名臣范仲淹就曾手书韩愈《伯夷颂》,宣达其精神;欧阳修、宋祁于庆历、嘉祐年间撰《新唐书》,化《伯夷颂》之文入韩愈本传,称赞其为“笃道君子”,后世“仰之如泰山、北斗”。此后,一代文豪苏轼又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之语,高度概括韩愈生平功绩,凸显其人格风范。直至近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致函友人,亦援引《伯夷颂》“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以明志。1948年,朱自清在病逝前两个月,毅然在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书上签名。虽然他深知此举“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其在日记中仍郑重写下“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朱自清全集·日记下》),生动诠释了《伯夷颂》所标举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人格内涵。千载之下,仁人志士所坚守的信念,较之韩愈已有较大的变化,但未曾改变的,则是古今贤士用生命坚守理想、捍卫正义的强韧意志,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笃道力行人格亦因此得以传承与升华。
综上,韩愈古文的文化内核可综括为“因文见道”。其中,道统系谱关切世风,是重要的话语资源;文道观念关系文风,是重要的理论资源;笃道力行人格关涉士风,是重要的精神资源。三者统一于道,因文以传,传承千载,历久弥新。因此,有必要将韩愈古文置于古今贯通的广阔视野中,探析其深层意涵,并使其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