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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创作能否有效支撑学科核心能力建设,是检验美术院校将国家文化战略转化为可持续学科能力的重要维度。86年来,川美将主题创作中的“人民性”积淀为一种可组织、可传承的学科传统;这不只是题材选择,更是一种从具体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在典型环境中把握精神状态的“当代典型性”追求。
86年校史,就是一部主题创作史
10月20日,“文心世相:西南当代现实主义题材雕塑创作巡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简称:川美)美术馆开幕。这场巡展汇聚西南90余位艺术家的104件雕塑作品,由川美师生携手创作,是西南现实主义创作集体走出地域边界、对外发声的重要实践,曾先后走进青岛、呼和浩特,如今回到重庆,意义格外不同。
在这背后,是川美86年的一条主线:从《收租院》《父亲》到新时代主题创作,川美正把“画人民”从一批作品,炼成一套可教学、可传承、可研究的方法。
川美院长焦兴涛在展览前言中写道:西南的雕塑,自来就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底色:直面现实,关怀现实。潮流会转,媒介会新,观念会一代代更新,但这份诚实的立场不会过时。
文心世相:西南当代现实主义题材雕塑创作巡展。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文心,是艺术家观照现实的眼光与诚意;世相,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与时代的精神面貌。这四个字,也是川美86年来一直在回答的命题。追溯历史,川美一直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主题创作的历史传统。
主题创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艺术语言探索,它往往直面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命题,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
在川美办学早期的教师群体中,20世纪50年代的油画家、教育家刘艺斯教授的著名油画作品《织工》《挖红苕》,刘国枢教授的《飞夺泸定桥》《县委书记》,魏传义教授的《歇晌》等作品,给建校早期的川美奠定了重要的主题性创作学术基础。
刘国枢《飞夺泸定桥》。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在川美早期的学生群体中,从高小华的《为什么》《赶火车》、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到20世纪80年代初罗中立的《父亲》、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更是代表了川美那个时期的主题性创作高峰。
这个时期的辉煌也延续至朱毅勇的《山村小店》和《父与子》、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龙泉的《基石》、庞茂琨的《苹果熟了》、翁凯旋的《春梦》、张杰的《遥远的星》、唐允明的国画《红岭》、康宁的版画《新松》等作品,给川美和现当代美术史留下了华彩篇章。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兴起,川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中快速发展。在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中,现实主义的传统主题性创作方法居于一隅,但川美的艺术家们仍然用有力的作品去回应时代、回应历史。庞茂琨的油画《到大鲁艺去》《穿越时空的呐喊》、张杰的作品《黑白之间》等都在国家级展览上获得奖项,并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新世纪,扎根西南乡土现实的创作脉络持续延伸:康宁的版画《汶川!汶川!》、侯宝川的油画《悬崖上的春天》、赵晓东的油画《天梯》《幸福的菜篮子》、陈树中的油画《丹江口库区的移民搬迁及南水北调世纪工程》《融・我们的家园》,接续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时代变迁。
川美主题创作,为什么能一直打动人?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之时,在当代创作思潮的洪流中,川美艺术家继续着对现实的表达、对传统写实语言、对主题性创作的钟爱与实践。
但,什么是有力量、打动人心的主题创作?川美的主题创作为何历久弥新?
川美院长焦兴涛举了三件作品予以阐述:1957年,雕塑家龙德辉的《坚守》,刻画了长征路上一处动人瞬间:负伤的红军战士倚靠阵地,身旁依偎着淳朴老乡与稚嫩孩童,在绝境中藏着赤诚与笃定。
罗中立《父亲》。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1965年,川美师生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用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把旧中国农民的苦难推到人们眼前。半个多世纪过去,它打动人的,早已不是最初的阶级叙事,而是中国人对苦难、对生存质朴的共情。
1980年,罗中立画下油画《父亲》:端着粗瓷碗、满脸风霜的普通农民。观众站在这张脸前,看到的是自己的父辈,也让人们意识到:一位普通农民,同样承载得起一个时代的重量。
“有力量的艺术作品,在于能不能和观众平等对话。能够长久流传的根基,落脚在能不能与人共情,跳出一时的叙事局限。”焦兴涛由此划清了一条界限:“重大主题创作,大多指向时间、地点、人物都有确切可考的标志性史实;而主题创作的疆域开阔许多,不一定拘泥于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用小切口,去触碰人性、精神、群体生存处境。”
“国内美术院校开展主题创作时,各有传统、各有气质。”焦兴涛介绍,中央美术学院擅长宏大历史叙事,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是代表;鲁迅美术学院长于英雄叙事,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深入人心;西安美术学院以写意笔墨抒写革命历史,石鲁的《转战陕北》独树一帜,而川美的特质是:“持续关注人,关注人民的状态”。
笔下有山河,画中亦有人民。焦兴涛说,美术史上有两类不朽的作品:一类依托重大事件、英雄形象传世;另一类因为留住普通人的悲欢与生存状态而长存,《父亲》《收租院》正是后者,也是川美长期深耕的方向。
川美师生集体创作的《收租院》。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这也意味着,川美主题创作的“人民性”不是题材选择偏好,而是发展成为一套可传授的观看方法和叙事伦理,从具体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在典型环境中捕捉精神状态的“当代典型性”,而非套用英雄符号。
这份坚持,已经深深扎根在西南大地上。多民族的人文土壤,让川美的民族题材不停留在服饰与风情的展示,而是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去创作一批批普通的人。除了表达红色视觉记忆,普通人的劳作、平凡的幸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万千现实,都走进川美人的画面。
国家命题,如何落到人民视角?
主题创作的外延,放大到时代命题下,川美走出了“国家命题—人民视角—艺术表达”的创作路径:虽然承接的是国家命题,但始终立足人民视角,最终完成艺术表达。
2005年,国家启动首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用绘画、雕塑留存党史、新中国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和人物,留住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
重大主题创作更深层的价值,是凝聚社会共识:依靠对共同历史的认知,印证当下共同体的价值。焦兴涛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是非常典型的重大主题创作。八组浮雕刻画近代抗争历程,但叙事主角全是人民群众。时至今日,参观者站在浮雕前,还是会被那段艰苦抗争的岁月打动。
2020年10月底,川美时任院长庞茂琨接到临时通知,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创作中共一大题材画作。原定承担这一题材的作者无法完成,任务到他手上时,距离截稿只剩不到半年。
创作之初,庞茂琨曾设想描摹南湖红船里的议事场景,专程赴嘉兴登船拍摄素材,可南湖红船相关史料极少,党史专家建议选用上海会址作为画面创作参考。
于是,他专门去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拍了些图文资料,回重庆闭关创作。2021年3月底,庞茂琨完成了作品《点亮长夜明灯——中共一大会议》。
党史专家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历史主题创作必须严格尊重史实。”庞茂琨立即着手,重新打磨了七八稿素描,交给专家们评审确认后,抓紧时间重新上布创作。经多次修改,他如期完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开天辟地——中共一大会议》。
庞茂琨《开天辟地——中共一大会议》。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创作期间,他突发疾病,担心住院耽误进度,每天上午输液,下午画画,直到深夜。这段波折的创作经历,也获得大丰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开天辟地——中共一大会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留存《点亮长夜明灯——中共一大》。同一作者同一创作任务产生两套完整作品并双双入藏,这在川美的主题创作历程中,实属鲜见。
在国家命题的史实约束下,如何被有组织创作传统的川美人消化为艺术判断?红船方案被否、毛泽东站姿改为坐姿、七八稿素描反复打磨……这些细节证明川美人在“国家命题—史实底线—艺术分寸”之间,形成了一套判断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题,但“见人见事见生活”不变
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集体主义底色之上,个体意识不断觉醒。线上线下、观念割裂,内卷、代际隔阂、中年生存压力……新的时代命题蜂拥而出。
“当代青年很难亲历剧烈的时代事件,只能通过图片和影像间接获取历史,容易陷入图像转图像带来的空洞。”川美造型艺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杨世斌,一边投身主题创作实践,一边承担教学与评审工作,他也存有两重困惑:宏大命题摆在面前,怎么调和个人感受与主题表达;面对青年学生,又如何在传授技法的同时跨越代际鸿沟,引导他们真切感知当下?
庞茂琨在教学中观察到,不少青年对主题创作有刻板印象,误以为就是被动完成任务。他提出解绑任务包袱,拓宽主题创作边界。科技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乃至人类面向未来的生存命题,同样可以成为新时代主题创作的书写对象。
2025届油画系毕业生安琪的毕业作品《祷》,用气泡膜、纱巾这类日常廉价材料层层铺陈,叩问消费主义编织的精致幻象。这件作品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让安琪陷入迷茫。作为指导老师,杨世斌以自己长期的创作体会为学生疏导困惑。在他看来,时代的真实不全是光亮、美满、温馨,困境、隐忍、矛盾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
安琪《祷》。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杨世斌的油画《家庭系列之我们这一代》,取材于亲人一家几代人的真实生活:既有亲情羁绊,也藏着时代发展带来的疏离。不刻意渲染戏剧冲突,在平凡日常中捕捉普通人负重前行的坚韧。
杨世斌《家庭系列之我们这一代》。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被描绘。新时代的创作,开始转向个体,寻找共通的生存处境,让观者在画中看见自己。这代表着主题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开阔,而不是一种价值取代另一种价值。”杨世斌说,他不要求每位学生都投身宏大历史叙事。有的适合回望历史,有的擅长描摹日常,有的向内探索精神世界。“教师更像‘调音师’,引导年轻人把个体感受和广阔的社会现实建立连接。学习前辈,重点不是临摹技法,而是习得他们捕捉时代的敏锐度。”
焦兴涛认为,“一代人做一代人的艺术”。艺术革新不只依靠新技术,更依靠新的眼光。传统架上绘画、雕塑,在数字时代依旧保有厚重的精神力量;新媒体、AIGC等新媒介,同样可以成为表达的载体。两条道路并行,不变的准则是:见人、见事、见生活,持续书写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几代川美人对待主题创作,有一条一脉相承的呼应:时代命题在变,但始终离不开对“人”的体察。
从“作品集”到“数据库”:川美在下一盘什么棋?
建校86年来,川美诞生过一大批现实主义经典。许多佳作都来自艺术家个体的内心驱动。但零散的个人探索,难以形成可持续、可传承的学术力量。国家重大主题工程持续推进,如何把个体创作经验升级成院校体系化的能力,成为摆在川美人面前的现实命题。
川美做了两件事,也是“制度双轮”。2017年,川美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成立。
“平台的建立,并不是靠行政指令摊派任务,更像是把志趣相投的创作者汇聚到一起。”中心主任彭汉钦介绍。中心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以创作者内在的热爱为基石,打通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实验艺术的壁垒,组织跨门类研讨,开展集体采风,引导创作者互相启发。“这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要求,更是自下而上的响应和主动探寻的需求。”
彭汉钦《石榴花开》。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任课教师主动参与,创作、教学、项目融为一体,创作滋养课堂,课堂反哺创作。
中心拒绝闭门造车,强调创作者必须扎进现场。首届“海图杯”文创设计大赛配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主题创作实践,就是典型案例。川美组织多批次师生代表登上四川舰走访调研,与舰上官兵深入交流,围绕大国重器与舰船军工文化,累计产出百余件涵盖绘画、雕塑、文创设计等多元媒介的作品。
彭汉钦介绍,其中一件作品,一片海洋由无数蓝色“1”构成,每个数字代表一名官兵。茫茫大海,单一个体是渺小的,但当无数个体彼此相依,就能构筑起坚实屏障。这件作品引起官兵强烈共情,传递精神力量的同时,也实现了情感共鸣与心灵疗愈。
左小康《红月亮》。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不止面向教师,中心延续川美“创作带动教学”的传统,把“主题创作”深度嵌入课堂。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创作的主题课堂中,彭汉钦让每位同学认领一位勋章获得者,查阅史料、集体研讨,从人物个体故事切入,共同参与创作。在搜集人物生平、打磨形象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完成与前辈的共情与精神学习,专业训练与价值引领融为一体。他的作品《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入选“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
在川美原院长庞茂琨的理念里,“教学,不是让学生复制一个你,而是塑造一个他。就像高山,不能说老师是山顶,学生都是来支撑山顶的基础。我们要把学生塑造成另一座高山,培育很多新的高山。”
川美由此也形成老中青良性循环的创作生态:老一辈奠定西南现实主义根基;中年一代承接传统,一边创作一边搭建平台,做好传承转化的纽带;青年师生带着新媒介、新视角参与进来,他们的思考反过来也启发年长的创作者。
2025年,川美启动主题性创作研究暨数据库建设,致力推动主题性创作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实现艺术语言从传统形态到现代语境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川美把86年主题创作经验从“作品集合”转化为“可研究、可教学、可传承的学术基础设施”的关键动作。一所美术院校,真正稀缺的不是个体创作成果,而是对自身创作传统进行知识化处理的能力。
而数据库的定位——梳理不同时期“主题性”内涵、作品分类规范、建库数据标准,同时赋能“艺术+思政”教学改革和美育基地建设,这比任何一件川美作品的收藏记录都更能说明:川美不是在“消费”主题创作,而是在生产关于主题创作的知识。
焦兴涛说,艺术家书写历史,其实就是在确认:我们希望的未来长成什么样。
在艺术形式日趋多样的今天,选择从事主题性美术创作,意味着选择的不只是一个主题、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更是一份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
所谓“笔下有山河,画中有人民”,山河不只是名山大川,人民也不是抽象的集体名词。画中的人民,是川美一路走来的来时路,是现实主义创作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也是新征程之上,不断生长的艺术方向。(沈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