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红飘带” 法治来守护——广西、贵州立法保护长征红色资源的实践探索

　　【法眼观】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周仕兴 靳晓燕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镌刻于中国革命丰碑之上，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为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年来，不少红军长征途经地出台地方性法规，保护长征红色资源。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出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等的地方性法规100余件，其中与长征相关的近50件。

　　近日，记者走访广西桂林、贵州遵义，探访在这条“红飘带”上，地方为保护、传承、利用红色资源进行的立法实践。

　　有了明文规定，保护更有底气

　　广西桂林兴安县，在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红军堂、红军街、红军渡口等湘江战役重要遗址遗存游人如织。1934年，红军曾在此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胜利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不少人从外地专门来此，通过实景实物回顾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长征途经地的红色资源，远远不止展柜里的文物、书本上的记载、保存完好的遗存遗址等，在大多数游人到不了的地方，还有大量红军战壕、宿营地、烈士殉难处、宣传标语等散落山野间。据了解，桂北全州、兴安、灌阳等六县分布湘江战役相关遗存136处，其中57处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人们对于长征红色资源的保护，也早已超出传统文物保护范畴。

广西桂林全州县凤凰镇大坪渡口旧址，凤凰和平红军小学在开展研学活动。本报记者刘华东摄/光明图片

　　在全州县，绍水镇居民李征的师父救治红军伤员时曾获赠一本医书，90多年间，师徒两代人一直把它当成“传家宝”；脚山铺阻击战结束后，才湾村村民蒋石林的祖父掩埋了7位红军烈士，无名的红军烈士墓，蒋家一守就是五代人；从小听着湘江战役故事成长的凤凰和平红军小学学生马雅楠，如今也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和同学们一起将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还有许许多多当地群众，当年悉心照顾掉队的伤员，小心保存墙上的标语、留下的物什，把红军的故事一代代传下去。

　　过去，这些红色文物资源未纳入各级文保单位管理体系。群众自发的保护传承，也缺少统一规范与标准。2022年10月，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实施，红色资源界定范围得到极大拓宽，既保护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实物文献等物质资源，也把代表性红色文学艺术作品等精神资源纳入保护范畴。

　　翻阅2023年8月通过的《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的划定则更加详细，连民谣、诗词、故事等口口相传的非物质形态红色资源也纳入保护范围。

在贵州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查看陈列的文物情况。新华社发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文婷告诉记者，将已定级文物与全部未定级湘江战役红色遗存一体纳入法治化保护范围，把散落在桂北群山之间的红色记忆全部纳入保护网，有效填补了立法保护空白。

　　看到这些明文规定，全州县两河镇鲁水村党支部书记廖佳文心里更有底了：“以前我们做保护工作，多是靠感情、靠自觉。现在有了法规，知道了哪些该保护、该怎么保护、出了问题该找谁，我们基层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工作更有方向、更有章法了。”

　　疏通管理堵点，为“谁来管、怎么管”立规矩

　　“曾有一处散落在乡村的红军活动旧址，其管护由于存在职权交叉、责任重叠，一度面临保护空白。”在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平日里热衷于田野调查，既发掘出许多长征遗存和故事，也发现不少基层一线红色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难题。

　　遵义市博物馆副馆长何烨也深有同感，过去，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涉及党史、文物、退役军人事务、住建、档案等多个部门，权责边界模糊、“谁来管、怎么管”长期难以理顺。

　　“多头管理也曾是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的明显痛点。”吴文婷告诉记者，有些事项部门权责交叉重叠，协调成本高，“平时看似多部门都管，可一到关键环节都管不到位”。

　　如今，这些权责纷争得到法治层面的疏通理顺——随着《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的出台实施，贵州建立起党委宣传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和机构为成员单位的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2025年出台的《遵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条例》，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市级联席会议组建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专家委员会，为保护利用工作提供咨询、论证。

游客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中合影。新华社发

　　在广西，针对红色资源点多面广、管护主体缺位等现实问题，除了建立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还创设保护责任人制度，明确管护主体及其日常巡查、安全防护、险情处置等法定职责；以红色资源警示名单制度强化刚性约束，纠治以往“重认定、轻管护”的现象，打通红色资源日常管护“最后一公里”。

　　2019年，桂林组建市、县两级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承担起遗址运维、史料挖掘、宣传教育等职能工作。《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立法时，红传中心也被写入法规，明确其在资源普查、日常管护、陈列展示、史料挖掘等方面法定履职边界，厘清与文旅、退役军人事务、党史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改革实践更加“师出有名”。

　　“该制度可不是简单增设权力，而是通过打通部门壁垒，构建起‘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专门机构主抓落实、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财政经费法定保障’闭环治理体系，有效适配桂北遗址点散线长、分布偏远的地域特征。”吴文婷说。

　　统筹兼顾，化解文物保护与日常使用的矛盾

　　小青瓦、蜈蚣墙、门口绿水绕，在桂林市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新圩阻击战战地救护所旧址风貌依旧，只有墙角斑驳的苔痕记录着岁月流逝。

　　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期间，这里曾是战地救护所，当地百姓自发给红军做饭、转运伤员。旧址中，根据亲历者回忆复原的场景一如当年。

　　除承载着救治红军伤员的历史，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建筑，平日里更多是村里的家族祠堂。村民婚丧嫁娶、摆酒祭祀在此举行。也因此，文物保护与村民日常使用如何平衡，常常令村干部“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贵州省遵义市娄山关风光。新华社发

　　“我们又不能禁止村民使用，只能多做他们工作，连门口贴红纸都提醒他们多注意。”和睦村党支部副书记蒋军发回忆。

　　产权归属制约保护实效，是多地红色资源保护面临的共性问题。

　　“遵义登记有542处红色资源，大都散落在偏远乡村。”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邓航直言，“不少红色遗存产权本就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有的还受‘族产不得分割’等传统观念制约，即便有专项的修缮资金，也难以顺利投入。”

　　遵义市桐梓县三会村的“密山四合院旧址”就曾因10户村民共有产权纠纷，一度面临坍塌风险，经多方释法说理才得以推动修缮。“这类问题在遵义并非个案，给保护工作带来困难。”邓航说。

　　让战地救护所旧址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迎刃而解的，正是旧址门口特地摆放的《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政府可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划转、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等方式取得红色资源所有权，或者通过合理补偿、租赁等方式保护传承红色资源。如若非国有红色资源有损毁危险，政府还可予以帮助。

　　“立了规矩，工作就好做了。经过协商，大家都同意置换，把救护所旧址永久保护起来。”蒋军发告诉记者，如今村里祠堂新址已经选定，等新场所建好，村民就可以去那办事了。

　　在遵义，随着《遵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条例》的实施，权属带来的保护难题也涣然冰释。根据该《条例》，红色文化遗存应当明确保护责任人，根据产权情况进行管理。产权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红色文化遗存，政府可以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接受捐赠、置换、租赁、代管等方式，实施保护管理。

　　邓航表示，以《条例》为基础，结合法规实施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遵义市人大常委会还将适时开展立法后评估和法规修改，不断完善配套制度，确保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更有实效。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