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红色经典·长征】

作者：李蔚超（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

当长征硝烟尚未散尽，有两部书便将这场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远征记录下来。一部是举世闻名的、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另一部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由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们执笔写下的《红军长征记》。如果说，斯诺是以外部观察者的目光向世界打开了解红色中国的窗口，那么，《红军长征记》便是长征亲历者用自己的笔，为这段征程留下的真切、鲜活、壮烈的生命印记。这些篇章以鲜活的历史细节与生命温度，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的底色。

1936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征文启事》，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朱德签名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上下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周士第《吃冰琪林》手稿 资料图片

加伦（彭加伦）《飞夺泸定桥》手稿 资料图片

成书与出版始末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辗转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正是他的到来，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长征不仅是一段军事征程，更是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需要被记录、被广泛传播的人类壮举，是一部人类英雄史诗。

斯诺曾保存一份1936年7月21日由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征文启事》，目前仅存在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国内尚未发现。启事内容为：

一、为搜集红军战史材料起见，举行征文。

二、征文范围，限于远征、南征、东征三个时期。

三、凡是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文字，不论是

1.日记（整理好的）

2.战斗记载，行军描写，

3.民情、风俗的记述，

4.其他文字，

5.照片及纪念物

均一律欢迎。

…………

毛泽东对这次征稿高度重视，1936年8月5日，他和杨尚昆联署向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同志正式发出征稿通知：“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总交总政治部……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征稿启事发出后，红军将士们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写作和投稿，到10月底，总政治部已收到200多件、50余万字来稿。这些来稿的作者，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红军，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担任书稿编辑的是徐梦秋、丁玲和成仿吾。与另两位编者不同，1936年11月刚到苏区的丁玲，没有参加过长征，参与这部书的编辑，既是她到陕北后接手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次近距离学习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需要的文艺的机会。这些真实得惊心动魄、朴实到令人动容的文字，深深感染了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她描述了参与《红军长征记》编辑的过程：

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颤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满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1937年2月22日，这部书编辑完成，初定名《二万五千里》。编辑委员会组织誊清复写全本，具体誊清了多少部，尚待考证。大约在1937年3月至6月间，中央将一部誊清稿本秘密送往上海，交由冯雪峰计划出版。但书稿并未如愿出版，较为常见的说法是毛泽东为顾全国共两党初步达成的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大局，暂缓出版计划。这部上海誊清稿本由冯雪峰交给党外友人谢澹如保管，谢先生不辱使命，完整保存了这份文稿。1962年谢澹如离世，其家属将之交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影印本，广大读者才得以读到这部珍贵的《二万五千里》。

誊清稿本在延安至少保留了一部。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该书分上、下两册，为竖排繁体排版，发行量很小，主要供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学习使用，要求不得转让他人、不得再行翻印。延安排印版《红军长征记》存世稀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党史研究者所见。

富有传奇性的是，这部书的再次问世依然和埃德加·斯诺有关。该部书最著名的藏本是由朱德亲笔签名赠予斯诺，斯诺将之赠予费正清，后者捐给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2002年，在这所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学者沈津在国内《收藏》杂志撰文，对之作了相关介绍，引起国内的关注。据沈津的记述，在装有上下两册《红军长征记》的牛皮纸袋里附有清单，用英文写着“这是通过费正清教授转来的埃德加·斯诺赠送的资料”，中文注有“施乐先生送来中共延安时代史料”，施乐正是埃德加·斯诺的中文名。除去两册《红军长征记》外，牛皮纸袋中还有上文提到的1936年7月的征稿启事。

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时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侯健飞从美国寻来这部藏书的图像，进行编辑加工，该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就目前所见，这部书存世最早的两个版本，一为上海誊清稿本《二万五千里》，一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保存的1942年延安排印版《红军长征记》，二者同为研究长征不可或缺的核心文献，令人欣慰的是，两个版本如今均已整理出版，嘉惠学林。

历史细节与生命温度

《二万五千里》共收109篇文章、《长征歌》等10首歌曲及《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2张英雄榜。作者包括董必武、李富春、邓颖超（仅存目《三十个》）、张云逸、谭政、徐特立、谢觉哉、陆定一、萧华、王首道、张爱萍、李伯钊等，其中很多人成为开国元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延安排印版《红军长征记》经篇目增减，最终收录100篇文章，歌曲和英雄榜等内容与《二万五千里》一致。

《红军长征记》按时间先后与空间转换的顺序编排，以行军路线为脉络串联各篇，读罢仿佛追随红军将士重新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远征。如果说，埃德加·斯诺“发现”了长征，把它讲成了一个史诗般不可思议的英雄故事，那么，《红军长征记》则留住了英雄故事中那些亲身的、日常的、朴实的真实，它提示我们，历史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创造的。

尽管《红军长征记》的编委会包含丁玲、成仿吾等作家，然而，这部书很少被仅仅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和研究，更多被视为党史、长征史研究的重要素材。长征叙事并非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不断生成、沉淀、升华。《红军长征记》正是长征叙事的源头，后世对长征精神的各类概括，都能在书中找到未经打磨的原始形态。恰恰是这份原生质朴，让文本保留了大量鲜活的历史细节与生命温度。

正如学者刘统所说，“《长征记》的写作时间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作者都是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而且他们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都是内心真实的反映，真实性是《长征记》最宝贵的特征。”理解细节与温度，正是把握这部作品文学价值的关键，其文学性不来自修辞技巧，而来自真实的战斗、来自切肤的身体经验。鲁迅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红军长征记》中的篇章，正是呈现了战士完整的生命日常，印证着鲁迅笔下战士的真实面貌。

行军、战斗与生活

纵观《红军长征记》百篇文章，围绕长征的书写以内容题材划分，大体可归为三种形态：行军、战斗与生活。这三种书写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交织重叠、互为肌理，共同构成长征叙事的整体样态。

《红军长征记》中最先铺展开的便是行军书写。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踏上征途，至次年10月抵达陕北，红军穿越11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这壮阔的征程，被亲历者们选取了不同片段记录下来。耿飚《由临武至道州》、李雪山《紧急渡湘水》、李富春《夜行军》、小朋（董小鹏）《夜行军的一幕》、艾平（张爱萍）《第六个夜晚》、加伦（彭加伦）《大王山上行路难》、觉哉（谢觉哉）《抱桐岗的一夜》等篇章中，行军的疾驰与战斗的紧迫共同构成了行军文本典型的叙事节奏。

行军书写中，陆定一《老山界》无疑是最为优美雄壮的一篇，堪称奇文。湘江战役后，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翻越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险峻高山老山界（越城岭），陆定一记录了红军傍晚上山、山中夜宿、凌晨攀险、登顶、下山的全部过程。在中国文学中，夜晚不只是一个时间刻度，更是文人的情感与哲思的容器。然而，陆定一捕捉到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未曾有过的情感，描绘的长征行军夜晚呈现了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图景——暮色降临，蜿蜒山道上的战士手中的火把排成“之”字形，随山势上升直至与星光相连，在漆黑群山间铺展流动的光带。及行至半山腰露宿，战士们身临险境，在狭窄逼仄的山路上稍不小心就会坠落崖底，但行军的疲惫抑或置身集体的安全感，使作者堕入睡眠。深夜寒雾浸骨，醒来后，陆定一体会到了夜的“静寂”，然而，这“静寂”不是体现了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容纳了一个“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无限辽阔的世界，这是人居于险境、身处临界状态下才能获得的深刻感悟，包含了作者历经磨难、回望征途时油然而生的豪迈。《老山界》一文成为记录长征历史的著名篇章，后来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成了宣传小册子，成为较早宣传红军长征的印刷品。

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计其数，《红军长征记》中有关战斗书写的篇目也是最多的。如邓华《铁丝沟战斗》、张爱萍《抢渡北盘的前后》、莫文骅《在重围中》、杨成武《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篇，写法上各有侧重，留存了大量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战斗场面。

战斗书写中，彭加伦《飞夺泸定桥》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泸定桥这场战斗在长征中意义重大。红四团昼夜长途奔袭，二十二勇士冒着炮火攀越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一举粉碎敌人企图将红军围困于大渡河畔的图谋，打通红军北上的生命通道，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兵败的历史覆辙。

彭加伦这篇写于长征结束不久的战地纪实，是后世创作重要的文本源头。这一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反复书写的经典题材，如杨成武的亲历回忆录、《长征组歌》之《飞越大渡河》、油画《飞夺泸定桥》以及电影《大渡河》等文艺作品，都是对这段英雄往事的演绎。

据学者研究，这场战斗胜利因素在于“飞”，红军到达泸定桥的速度之快，远超敌人预料。根据上级指示，四团须在一昼夜奔袭240里夺取泸定桥，这个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如何完成？彭加伦将其归结为“活泼的政治工作”。正是红军有效的政治工作提振了战士的精神，受此激励，战士们“决心要和右路军进行夺桥比赛，他们千百个人的心中，什么都抛弃了，只有一座泸定桥”。雨夜急行军时，政工干部深入连队鼓劲，一番动员后，战士们齐声高喊战斗口号“不怕苦，不怕饿，一切为了夺取泸定桥！”当突击二连攀向铁索、敌人点燃桥头亭，战士面临险境而稍显迟疑之际，团政委杨成武高声动员：“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英勇的精神，冲过去，冲过去，不怕火呀！”于是，英雄们的勇气被鼓舞起来了，彭加伦记录下最为雄壮英勇的一幕：“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也烧了；他们一切都不管，只是猛冲，一直冲入街上，和敌人进行长时期的巷战。”跌宕起伏的战况，经作者张弛有度的铺叙展开，牵动读者心绪。漫长的征途上，红军之所以能够跨越千难万险，依靠的正是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的钢铁意志及生死与共的团结精神。

此外，如《遵义日记》《吃冰琪林》《打鼓的生活》《茅台酒》等篇，则补充了漫长的征程中残酷战斗之外的生活场景。这些篇章未曾铺展战争的惨烈，却以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展示了长征的另一种真实。它们以个人视角记录长征生活，留下了供后世研究与阐释的空间。

在苦难中淬炼乐观

人民军队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与考验，正是这一段超越极限的生命经验，催生了一批绝类平常的文艺篇章，拓展了中国文学书写自然、苦难与精神境界的艺术边界。这些篇章，铺就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底色。

周士第《吃冰琪林》是另一篇颇受赞誉的散文。他选取了长征途中一个微小的生活片段，翻越打鼓雪山时，寒风凛冽、物资匮乏，身处高寒绝境的红军战士，捧起山间白雪，戏称之为“冰琪林”并互相打趣。在极端艰苦的生存境遇之下，战士们没有被苦难吞噬，反而生出轻松的幽默感，以豁达心态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这种令人敬佩的乐观精神在将士们的笔下比比皆是。

李富春《夜行军》里记录了远离敌情的行军夜晚。将士们并肩而行，队伍一路歌声不断，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的队伍中，潘汉年、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组成了“徒步旅行家”，一路走，一路纵横捭阖，谈天说地，不亦乐乎。徐特立《长征中的医院》写到当红军走过最后一座雪山时，李伯钊带着几个女同志和儿童率先登山，“在山上唱歌，喊口号，使所有的民工及伤病员，都愉快地翻过这高山。……她的歌曲，大部分是苏联学来的，十分雄壮。同时她也会唱小调，很艺术的革命小调，又十分优美。歌声一起，大家都忘了疲惫，齐声呼：‘好呵！再来一个！’”杨成武《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同样记录了红军将士齐唱歌曲行军的场景，当红军向深山老林前进，“沿途都热闹地唱着各种各色歌曲，《上前线歌》呀，《兴国的山歌》呀，《反攻胜利歌》等等，个个都表现着活泼可爱！”由此可见，长征所锻造的乐观主义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根植于集体生活，它既体现为个体在绝境中的心理调适，更凝结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的黄镇在《红军长征记》中留下了《回占宝兴》《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两篇短文，此外，他还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长征纪实绘画作品。黄镇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上海新华艺术学校。长征路上，他所亲眼看见的壮烈场景与英雄事迹持续激发出创作灵感，他沿路速写，累计完成四五百幅画作。笔墨稀缺，他便和战士们就地取材，以锅底灰、烟囱灰自制墨来作画。绝大多数原作已在远征途中遗失，仅有25幅依靠照片得以保存。萧华托人将这些照片带到上海，送到了阿英手里，阿英见后非常激动，决定把这些漫画编印出版，这才让这批异常珍贵的作品保存了下来。黄镇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看到这本《长征画集》，当与画在长征途中的作品重逢时，他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黄镇写道：

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战士们深夜的谈话、古老森林里不可捉摸的声音，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行军的行列，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

无论描写何种绝境，《红军长征记》中亲历者的笔下自有一种处乱不惊的乐观与昂扬，苦难没有摧折他们的意志，反倒化作始终向前的力量。这份从战斗里生长出来的英雄气概，沉淀为中国革命文艺一脉相承的精神品格，新中国文艺的根脉，早在长征的征途之上，便已深深扎下。

足丈吾土

作为纪实性作品，《红军长征记》兼具真实性与丰富性。长征穿越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种种情况，正是由《红军长征记》首次记录下来的，书内的“里程表”中的许多地名都是红军根据当地人的介绍而记下来，在彼时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注，这不仅使我们了解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更得以知晓许多近现代史上缺乏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形。

董必武《从毛儿盖到班佑》回忆了1935年8月下旬随中央红军穿越四川松潘县茫茫草地的经过，除了过草地之艰难外，董老还记下了当时未解的疑惑：“那里气候虽很寒冷，但草却这样的茂盛，别种于人类有用的植物，一定在这个地方有能够生长出来的可能。不过我不是研究植物土壤学的人，不能详细来考究，行军时仓促一瞥，也无暇考察。革命胜利后，我们要派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可见，红军将帅已在行军途中将革命战争的目标指向未来的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科研机构在此开展牧草选育与牦牛良种繁育，昔日荒僻的沼泽草原已然具备了董老期待的生产能力。

李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以日记体铺陈见闻，记录巧渡金沙江、攻占通安、强攻会理等军事行动之余，兼及沿途地理、民族与风物，笔调从容，颇具古典文人笔记的趣味与史识。行至冕宁一带，李一氓考论“倮倮”（彝族）族源，推测其“原是长江流域上游的土著，被汉族封建统治者赶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的，恐怕和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苗、瑶族是同族”。文中对苗、瑶诸族的分布亦偶有涉及，显露出以现代人类学视野观照边疆民族问题的自觉意识，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长征记述中尤为难得。

此外，谢觉哉《卓克基土司宫》《番民生活鳞片》等篇章，记录了所经藏族聚居区域的宗教、文化情况，特别是当地居民接受汉族文化的细节。冯文彬、张爱萍等人作品中记述的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交流交往的故事，都是研究民族地区的重要素材。书后所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记载了长征中对藏、苗、彝、回、瑶、僮族（1965年后称为壮族）的宗教、生活习俗、语言情况的梳理分析，特别记录了除藏民外，其他民族与汉族人接洽少，语言不通等情况。这种在战争语境中生成的地理考察与民族认知，是近代边疆史料的重要补充，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土、认知国情、建设边疆的早期自觉，这是《红军长征记》包含的地理学、社会学价值。

郑重的托付

对《红军长征记》的重温，不妨结束在陆定一踏上征途的前夜为根据地写下的感人至深的诀别语上：

我将不久与你再见，或者我将与你永远别离，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死掉……可见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四万万同胞总是要走向一个目标——不做亡国奴，比现在活得更好些。他们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誓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感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祷祝你的安好。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珍重》）

《红军长征记》正是以如此笔触，把二万五千里的苦难与辉煌，郑重托付给了后来者。一代代人在亲历者的讲述中，发现长征、理解长征，并以各自的方式走完自己的征程。因此，长征精神，属于所有人。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