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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尚杰
“南良渚,北南佐。”
9月下旬,在甘肃庆阳举办的一场关于“南佐遗址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学术论坛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再次重申这个论断。在他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标志性遗址,首推浙江良渚和甘肃南佐。
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和信仰中心,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南佐遗址何以与良渚并列?它的发现,又改写了哪些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2021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启动第三阶段考古发掘。今年,南佐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多年发掘,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正逐渐显露真容。

南佐遗址宫殿区发掘现场俯瞰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南佐遗址出土陶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五千年前的“超级聚落”
从庆阳市区向西南方向出发,驱车十多分钟,就抵达了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南佐遗址掩藏在重重农田和屋舍之中,其最核心的宫城区,如今被一座考古大棚保护起来。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夯土院落。沿栈道走入发掘现场,一道道高大厚实的夯土墙将空间分隔成主殿、侧殿等不同功能区。墙体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窄处宽1米至1.5米,最宽处可达5米,残高在1.5米至3.5米之间。
“这是我国迄今所见五千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南佐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杨晓华介绍,“高大宏伟、严整有序,先民用建筑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空间氛围。”
其中,主殿F1房址建筑面积约824平方米,分为前厅、后堂两个区域,殿堂中心有一处直径3.2米的圆形火坛。主殿地基深度在半米以上,其上铺砌土坯,又涂抹了多层白灰。“这里曾经使用了白灰面装饰技术,可以想象这里曾是多么洁白明亮。”杨晓华补充道。
宫城外,九座大型夯土台呈倒U形环绕,东西各四座方台、北端居中一座圆台。九台被内外两重环壕环绕,功能相当于护城河,兼具防护和排水功用。
南佐遗址聚落层次分明,以高等级院落为中心、周围多圈层拱卫。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群;主体区域约230万平方米,主要为窑洞式院落。聚落的东部和北侧存在壕沟,南侧以自然沟为界,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2公里的方正区域,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再向外,遗址周边100平方公里内的台塬地带还分布着多处遗址点,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以南佐遗址都邑聚落为核心的遗址群。
如此大规模的聚落,当时有多少人在这里生活?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做过大致推算,宫城、环壕、九台等工程体量巨大,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推测南佐都邑人口超万人。
韩建业认为:“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凝聚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壮举。”放眼全球,五千年前的欧亚大陆上,目前仅发现西亚乌鲁克、中国良渚与南佐三处超大规模遗址。“南佐凭借宏大的聚落体量与严谨的都邑格局,跻身世界早期文明核心遗存之列,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韩建业说。
中轴线上的古国都邑
王巍提到,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形成最关键的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呈现了早期国家都城形态的南佐遗址,昭示着五千年前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
南佐遗址呈现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总体构成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封闭式宫殿格局。
“这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都邑聚落中轴线。择中建宫、择中建殿的布局,是阶级秩序的空间体现,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这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曾断裂的重要实证。”南佐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张小宁说。
遗址出土的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器物,从实物层面印证了当时较为复杂的礼制体系。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出土的白泥堆纹陶罐、质感如蛋壳般轻薄光滑的白陶,证明南佐先民不仅掌握了精湛的制陶工艺,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南佐白陶所用的原料瓷石可能产自南方;器物上所涂的朱砂产自秦岭西部的徽县矿山。试想一下,能够从这么远的地方获取资源,说明南佐当时拥有广泛的社会控制力与影响力,这也是早期国家社会的典型特征。”张小宁说。
此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粟、黍、炭化稻米及陶器等遗存显示,南佐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涵盖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祭祀礼仪、王权行政管理等领域,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
“南佐是黄河流域五千年前的都邑性遗址。我们认为,依据现有的发现继续推进,很可能揭示出一个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典范。”王巍表示。
黄土高原上的文明高地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区域的认知,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南佐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陇东黄土高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强调:“陇东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如张家川的大型史前聚落、秦安大地湾遗址以及南佐遗址。这些高等级史前遗址充分显示,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南佐遗址核心区保存完整的宫城,是先民有意埋藏的结果。他们回收尚有利用价值的立柱、梁架等建筑构件,用夯土回填了整座宫殿区,并把重要的器物集中埋在F2房址内。出于某些原因,他们离开了这里。
韩建业提出假设:南佐都邑衰落后,部分人群可能向陕北迁移;经过数百年发展,北方又出现了石峁等中心。南佐的影响并未随都邑的废弃而终结,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延续、扩散。陇东地区,正是文明互动的关键节点。
当然,要更加深入地认识南佐的意义,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辉提出,应当把南佐放在黄河流域的空间发展中来观察,关注它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同时,他指出了一个关键缺口,目前南佐遗址还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而墓葬材料对于认识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必不可少。
目前,南佐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完成,相关保护立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正在推进。未来五年,考古工作者将围绕南佐遗址核心区开展重点考古发掘,并对遗址所在的董志塬腹地以及马莲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持续还原南佐古国的文明图景。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6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