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作者：周利生、严文波（均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长征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需要付出多么重大的牺牲，都无法动摇红军的钢铁般意志。这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来源于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长征时期是创新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淬炼政治建军能力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人民军队，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行动和战斗，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长征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实践探索

　　长征时期，红军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探索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政治工作发挥“生命线”的作用，逐渐消除了广大红军将士对于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和价值迷茫等负面情绪，明确了部队行军作战的政治方向和行动目标，为红军夺取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加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提高红军将士的政治觉悟。红军开始长征特别是血战湘江后，不少指战员对革命前途和战略方针产生了困惑，为此，我们党在开展政治工作中把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确立正确路线作为当时的紧迫任务。遵义会议后，红军政治机关通过口头告知、电报传达、召开干部会议等形式，及时在全军传达会议精神，向部队解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阐明北上抗日与保存革命力量的关系，使红军将士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才能打破被动局面，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据萧克回忆，1935年2月1日，在敌人向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时，红二、六军团收到的中革军委关于对敌策略的提法和过去有所不同，经电报请示后才知道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部队成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进攻。可以看出，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页）

　　加强党支部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长征途中，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军事斗争，红军因频繁作战而大量减员，战斗序列时常被打乱。为了恢复和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5月下发《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强调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在党员中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使大家及时了解红军当前的任务前途和所处的环境，同时扩大吸收具有革命觉悟的新战士入党。红军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利用多种载体进行政治宣传，激发广大将士的革命斗志。红军长征开始后，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表明红军的立场和对待民众的态度，政工干部主要通过刻写革命标语、发布告示、印发油印报、传唱革命歌曲、演活报剧等形式，把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灌输到每个红军战士心中。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记载的，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不停喘气、汗流浃背，忽闻一阵歌声传来，“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正是这种见缝插针的政治宣传，汇聚了红军将士战胜饥寒疲惫的精神火炬，铸就了红军将士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正确执行党的群众政策和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污名化宣传等影响，一些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存有误解。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有机会第一次深入广泛地与各少数民族接触，红军将士途经苗、瑶、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正确民族政策出发沿途制定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主张。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明确提出“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981页）等主张。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争取少数民族问题的战略意义，要求“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101页）。1935年5月，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痛斥国民党军阀在四川迫害彝族同胞的罪行，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115页），号召彝族同胞团结起来，推翻军阀的统治。这些民族政策的颁布，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条件。

　　长征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启示

　　长征时期，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增强红军革命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战胜艰难险阻，赢得群众支持，取得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好红军政治工作宝贵经验，对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长征的伟大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政治工作扎实有效，红军就能战胜强敌；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受到削弱、政治工作流于形式，红军就会遭受挫折。在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反复斗争中，红军将“党指挥枪”作为政治工作的最高原则和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来执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证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176页）。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政治工作。近代以来，为了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驱逐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任务，红军政治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通过标语口号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主张，充分调动了苏区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临恶劣环境和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困境，为了实现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红军政治工作在生死考验中点燃“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之火，凝聚成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起到了提振士气、动员群众、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强大威力。据杨成武回忆，红四团在向松潘草地前进之前，遵照中革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团作了政治动员，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为了战胜草地上的饥饿、寒冷的威胁，为了北上抗日，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的鼓舞，我们红军战士，忍受住了这些困难”。正是凭借着“信念——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的路线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二册，第263页、第270页），红军战士克服行路难、吃饭难、喝水难、睡觉难等难题，最终走出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地。

　　坚持群众路线与严明纪律相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群众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长征时期，红军将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违反军纪的现象及时予以纠正，以铁的纪律和过硬作风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在沿途群众心中树立起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形象，巩固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1935年11月下旬，红六军团“开始进驻矿山时，有的连队在工人农民的屋檐下、灶房或工棚里和衣而睡，不去打扰群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三册，第217页），红军纪律严明的实际行动，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此外，红六军团还处处关心当地群众的疾苦，“有个叫李敦和的小孩，家里穷得连箩筐都没有，父亲病卧在床，看到别人担谷，他急得直哭。有个战士问明情况后，就担了一担谷送到他家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三册，第217页）。正是这种真心为民的情怀，使人民群众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为红军运送粮草、充作向导、救护伤员、踊跃参军，谱写了无数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篇章，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针对不同群体不同特点开展政治工作。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化被动为主动，需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寻找情感共鸣、凝聚共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长征途中，红军根据不同对象开展政治工作，增强了政治宣传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对红军将士而言，主要通过指示传达、报刊宣传、政治动员等方式，达到统一思想、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红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撒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火种；对敌军而言，红军优待俘虏官兵，并为不愿留下的俘虏发放路费，起到了宣传瓦解敌军的作用。如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共俘虏白军3000多人，朱德总司令亲自对被俘虏的中上级军官进行宣传动员，说明红军优待俘虏特别是优待军官的政策，“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之后，这3000多俘虏，有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四册，第235页）。

　　总之，长征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是确保红军听党指挥、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其相关经验至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