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举（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数量经济学作为融合经济学理论、数学方法、统计分析等的交叉学科，是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开展政策模拟、支撑宏观调控与产业决策的重要工具。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多沿用西方理论框架、经典模型与分析范式，在推动学科发展和经济研究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制度适配性不足、本土理论缺失、研究脱离实际等短板。当前，我国正处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对精准化、科学化、本土化的数量经济研究需求愈发迫切。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学术范式路径依赖，既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现实需求的时代使命。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

　　中国特色经济实践呼唤本土理论和数量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化改革、渐进式改革、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西方数量经济学理论基于完全市场经济假设，在精准刻画中国经济运行的数量关系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也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逻辑。面对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发展等全新实践课题，必须构建扎根中国现实的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发适配本土制度的量化方法与分析模型，为解读中国经济、指导实践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学科发展现存短板制约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突破。长期以来，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存在若干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是理论依附性较强，部分研究中对西方理论框架和经典模型存在依赖性，将中国经济数据简单套用于西方计量模型，对中国特色制度因素、文化因素、政策因素考量不足，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脱节；二是研究方法存在失衡，存在重应用轻理论、重模型轻思想、重技术轻问题的倾向，部分研究盲目追求模型复杂度，对中国经济本质规律的探究不足；三是学术话语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具有中国标识性的数理和计量核心概念、原创理论与研究范式，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权与我国经济发展地位不匹配。

　　实施国家经济方略亟须数理和量化领域的智力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数理分析、经济量化分析、政策效果评估、经济趋势预测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实现宏观经济跨周期调节、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还是产业政策精准制定、产业链安全监测、共同富裕成效监测，都需要科学、精准、适配中国国情的数量经济学方法作为支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推动数量经济学研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政策模拟、风险预警、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坚实可靠的量化依据，助力提升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头活水，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法，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量关系、运行规律与政策效应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兼具理论性、工具性、政策性与本土性等特征。

　　从核心定位看，该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突破西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强调质性分析先行、制度情境内嵌、政策导向明确，重点聚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中国特色制度特征展开分析研究，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技术方法与本土实际的深度融合。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包括五大核心部分：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明确研究的根本立场与目标导向；二是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内核，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数量规律；三是适配本土制度的方法论体系，构建自主创新的量化模型与分析工具；四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体系，聚焦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实证研究与政策分析；五是彰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形成原创性学术概念与研究范式。

　　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围绕理论基础、方法工具、数据底座、实证应用、学术话语，搭建起系统完整、逻辑自洽、适配实践的理论框架。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贯穿数量经济学研究全过程。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以新质生产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范畴为核心，构建本土化核心概念体系。深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揭示政府与市场动态均衡、渐进式改革路径、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经济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方法工具与数据底座：本土问题与前沿技术相结合。构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传统计量+前沿技术+本土模型”的一体化方法论体系。在方法融合上，推动经典计量（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等）与前沿技术（大数据、机器学习、复杂系统建模、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实现数理方法和量化方法的传承与创新。在模型创新上，重点研发嵌入国企民营二元结构、政策试点等制度特征的DSGE、CGE等模型，破解西方模型制度适配性不足问题；构建贯通微观—中观—宏观的一体化模型，满足政策分析需求；创新适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多目标政策调控的因果推断、合成控制、政策评估方法。同时，构建契合中国经济特征的一体化数据库，解决数据碎片化、口径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实证应用：聚焦国家战略与现实需求。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应用体系。在宏观经济领域，开展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周期波动的精准预测与政策模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跨周期调节、经济风险防控等提供有效服务；在产业与创新领域，开展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新形态、绿色转型的量化评估，助力产业政策精准化；在区域与城乡领域，构建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模型，精准刻画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在民生与共同富裕领域，构建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减贫成效、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数与评估模型，为民生改善与社会公平提供量化支撑。

　　学术话语：中国范式与国际表达相结合。凝练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如“新质生产力指数”“有为政府干预度量化模型”“改革红利测算方法”“共同富裕监测体系”等，形成自主学术话语。建立“实践问题提炼→本土理论构建→量化模型开发→实证检验分析→政策优化落地”的本土研究范式，替代“西方模型+中国数据”的套用式研究路径。坚持开放包容，用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研究规范传播中国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推动本土原创成果走向国际，提升我国在数量经济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构建中国数量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施路径

　　强化自主理论创新。转变“重套用、轻原创”的研究模式，设立重大理论攻关项目，聚焦政府与市场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数字经济量化分析等核心课题，产出一批具有原创性、本土性的理论成果与量化模型。推进跨学科协同研究，打破经济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壁垒，整合跨领域研究力量，多维度推动数量经济学理论创新。

　　推动方法工具革新。搭建国家级数量经济学方法创新平台，集中力量研发适配中国制度的数理分析、计量模型、大数据分析工具、政策模拟技术，形成自主可控的方法论体系。优化教材与课程体系，编写融入中国理论、中国案例、中国模型的本土化教材。规范本土研究方法与模型应用标准，引导学界回归问题导向，杜绝盲目追求模型复杂度的倾向。

　　构建一体化数据支撑体系。统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建设国家数量经济大数据中心，整合官方统计数据、微观调研数据、行政记录数据、互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建立统一规范、高质量、可共享的本土经济数据库。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健全数据标准、数据质量管控、数据安全保障机制，提升数据可得性、可比性与实用性。

　　深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建立“国家战略—现实问题—学术研究—政策落地”的闭环研究机制，聚焦“十五五”规划、新质生产力发展、“双碳”目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建设等重大课题，开展专项量化研究、政策模拟与效果评估。推动学界与政府部门、产业界深度合作，常态化沟通，将实践中的量化需求转化为学术研究课题，用自主创新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培育本土化复合型人才。建立以原创性、本土性、政策性、实践价值为核心的评价标准，鼓励扎根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兼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素养、中国经济洞察力、扎实数理量化分析能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家国情怀的本土拔尖人才。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举办本土化学术论坛，推广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成果，营造“扎根中国、创新引领、服务实践”的良好学术氛围。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