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784年，当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康德试图给启蒙运动下一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来，人类“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4年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理性主义是建立在视觉的必然性上面，而经验主义是建立在触觉的必然性上面。康德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中，更进一步盛赞视觉“是一种最高贵的感觉”。

　　康德对视觉的看重，沿袭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便开宗明义地谈及“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但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到16世纪，人们更注重听觉，而不是视觉。吕西安·费弗尔曾断言，“16世纪的人们首先不是看，而是听，是嗅，是闻气息，是捕捉声音”。等到康德生活的18世纪，视觉在诸感官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感官。

　　从“耳朵时代”到“眼睛时代”

　　视觉感官的崛起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关联密切。印刷术把词语从声音世界里迁移出来，送进一个视觉平面，并利用视觉空间来管理知识。正如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科林·卡罗瑟斯所观察的那样，“当言语写在纸上，它们当然就成为视觉世界的一部分。正像视觉世界的大多数元素，它们成为静态的事物，失去了听觉世界（尤其是口头语言）所普遍具备的动态特征”。印刷术使得人们的感知体验变为均质化的视觉感官体验，同时造成听觉和其他感官重要性的下降。

　　印刷术不仅使文字的排列形态在视觉上井井有条，而且印刷书籍的文字清晰度要比抄本高，印刷书籍的数量更是抄本所不可比拟，这就使得快速、静默的阅读成为可能。18世纪是欧洲“阅读革命”的时代，印刷出版物的数量和各种印刷媒介市场的繁荣程度远超过去几个世纪。在各类书籍数量激增的同时，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700年，法国巴黎有83%的家庭不识字，但到1780年，77%的法国男性有能力写自己的名字，60%的女性也能做到。1800年，英国的女性识字率达到40%，男性则达到60%。即使事务缠身、学识丰富的人，每天都要独处一段时间，静默地细读杂志、报纸或通信，成为该时期欧洲日益明显的潮流。

　　报纸逐渐取代布道坛，成为人们获取消息的渠道。曾几何时，牧师的布道和人们的闲聊如影随形，人们在教堂里谈论本地新闻、国际事务、地产交易和其他世俗的事情。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新闻的采集和流布就交给世俗的机构去处理，而且更加有效。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2年写道，“如今，借助印刷术，我们能够向整个国家发声；而优秀的书籍与文笔精良的小册子则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识字率的上升、报纸的出现和信件的自由传递，欧洲人更加依赖眼睛而不是耳朵，去观察和认识世界。

　　“看见”理性之光

　　在启蒙文人的话语体系中，“看”不仅是一种感官知觉，更被升华为一种科学观察与理性审视的思维范式。“启蒙”一词本身就意为“照亮”。这一时期“光”的隐喻从象征上帝的“宗教超越之光”转变为象征人类理性的“科学理性之光”。相应地，“看”的主体也从“上帝视角”转向代表人类好奇与求知欲的“人的目光”。在启蒙运动之前，视觉是引导人们的灵魂进入天堂的重要途径，不论是凝视大教堂的塔尖，还是凝视教堂内的花窗玻璃。不过，视觉并非唯一能达到此目的的感官，所有的感官或多或少都能达成这一目的。启蒙运动时期视觉与科学结盟后，视觉开始成为获取世界知识的唯一途径。如果说中世纪因为视觉重要性的下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黑暗时代”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在某种意义上使视觉成为人类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

　　1637年，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写道：“我们生活里的行为都需仰赖感官，而且感官中的视觉是包含层面最广、最高贵的感官。”笛卡尔强调感官感知需要心灵的协助，“是灵魂在感觉而不是身体”，是心灵而不是眼睛正在“看”。1690年，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的第二卷中写道：“知识进入理解的通路，实际上只有内外两种感觉。就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有这些感觉能成为暗室中的窗子，把光明透进来。”洛克认为视觉与其他感官（听觉、触觉等）一样，是外部事物进入心灵的“窗子”。其中，视觉是诸感官中覆盖范围最广的一种感官，它不仅传递光与颜色的独特感知，还能呈现空间、形态与运动等信息。这意味着视觉在知识获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看”也从身体的知觉变成一种知觉的判断，借此确立理性在认识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

　　受笛卡尔和洛克等人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文人们普遍认为视觉代表的是理性和文明，而嗅觉则代表疯癫和野蛮。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宣称：“在被称为五种感官的所有官能中，视觉无疑是最为高贵的。”视觉凭借其与理性、真理的紧密关联，从诸感官中脱颖而出，跃升为“高级感官”，从而导致“我看见”逐渐取代“我明白”。“眼见为实”开始被赋予超越纯粹理性思辨和文本权威的说服力，而“道听途说”愈益失去人们的信任。正如瑞士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所总结的那样，“启蒙时代正是这样一个世纪，它以清晰锐利的理性光芒来审视万物，而理性思维的运作过程恰与观察之眼的运作过程极为相似”。

　　视觉维度中的国家治理

　　启蒙文人对视觉的推崇，远不止于哲学或科学领域，也渗透进国家治理的场域。启蒙时代的欧洲统治者们通过安装街道照明设施、统计人口和制作地图等方式，增强“国家之眼”对社会的可见度，以达至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清楚”“明晰”“透明”这样的视觉性概念。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正是透视法与图像理论。透视法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法，它把所有事物集中于观察者的眼睛，就好像从灯塔所发散出来的光束一般，不过光线并非向外射出，而是从事物的外部向内进入观察者的眼中。透视法将眼睛变成可见世界的中心，所有事物都收敛于观察者的眼睛之中。与透视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图像理论。被伏尔泰称作“不朽的著作”的《百科全书》是18世纪欧洲文化的里程碑，它由17卷文本和11卷插图以及7卷增补和图表构成，其中插图有2885幅。这些插图是知识的“视觉工具”，让人们得以“看见、想象和获取知识”。透视法和图像理论体现出启蒙理性对秩序和清晰的追求，它们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看”世界，更深刻地影响到“如何治理”世界。

　　为彰显王权、维护治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任命尼古拉斯·拉雷尼为巴黎总警长，负责巴黎街道照明系统的建设工作。1667年，巴黎市政当局在九百多条道路上设置近三千盏街灯。街灯固定在横跨街道中央的缆绳上，宛若一个个小太阳，象征着“太阳王”路易十四。此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纷纷效仿巴黎，建设街道照明系统。这些城市从“黑暗之城”变为“灯火之城”，使城市夜间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而且城市中的夜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此外，路易十四通过批阅国家文书的方式，将国家信息尽收眼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和约瑟夫二世这些启蒙时代声名显赫的统治者们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绘制地图也受到统治者们的青睐。1679年，路易十四下令绘制一张更加准确的法国地图，但直到1744年才完成。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在终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会议上，法国和西班牙在地图上明确划分各自边界，以保日后相安无事。英国先后绘制苏格兰（1747—1755）、魁北克（1760—1761）、孟加拉（1765—1777）和爱尔兰（1778—1790）等地的地图，并在18世纪末对其本土进行勘测。由此，一种成熟且影响深远的“视觉体制”得以建立，极大地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

　　从印刷文化的勃兴到科学理性主义的散播，再到国家治理的强化，视觉感官的崛起折射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印刷文化取代口语文化，意味着听觉的式微和视觉的崛起；观察方法的强调和视觉化权力体系的构建，更进一步助力视觉在感官序阶中跃居首位，至今仍是我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