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程乐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表达与辩护：写作者的双重角色

　　对职业学者而言，学术分工造成的知识壁垒与学术规范，逐步塑造出一种专业性写作。它既是体现职业价值的方式，也成为横亘在自身与非专业读者之间的高墙。对我而言，这本名为《留白》的随笔集是一次翻越高墙的尝试：它试图脱离职业写作的惯性，以写作本身证明，清晰的智识与透彻的认识未必需要艰涩的术语与繁复的论证；这些智识同样可以在对日常经验的简要分析中获得。换言之，生活本身已经包含了它的答案，可以不假外求，也不必故作高深。

《留白》

程乐松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我想先向读者说明写作的初衷与目标：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入手，揭示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结构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同时，生活的答案——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在生活之中的。

　　《留白》就是这样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随笔集，处理的都是我在日常中常见的、常被常识所遮蔽的话题。我想尝试说明，这些话题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却时常被人忽略；其二，对这些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往往包含未经反思与批判的误区，可能造成我们对自身与时代理解的某些偏差。全书尝试以五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加以串联：如何通过肯认人的有限性来缓解对“确定性”的执着；如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开放而包容的心灵空间；如何在时代变迁的张力中看到时间的厚度与历史的深度；如何把表达力理解为一种自我解放的能力；以及如何以理想主义确立自我价值的基点，用自我尊重而非社会功利评价来标定生活的意义。这些视角与话题既不全面，也不够深刻，只是找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须臾不离的话题，所展开的分析则基于你我都可能有的共同经验；因此，它们既不是炫技，也不是说服，只是分享与展示。

　　就方法而言，我的写作大体围绕几个层次展开：关键语词的语义分析，问题的要素结构及内在机制，以及提问的方式与理解的边界。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或许首先需要明确，是否“以正确的方式提出了正确的问题”，问题中是否包含含混的语词与语义上的混淆及误用；进而追问，这些问题所指向的日常经验由哪些要素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我们日用而不疑的常识——例如何谓理性、何谓传统、何谓科学——是否需要一番分析与反思。对常识的反思往往能够指出误解的根源及其产生机制。

　　当然，愿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可能是生活的少数真相之一。从阅读的角度看，写作对于作者而言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一旦写作完成，被书写出来的一切，其价值便系于阅读。作者只是责任的承担者，却不是价值的决定者。

　　然而，作者还有另一重便利：在完成写作之后，他仍可以用进一步的文字来补充和解说自己的意图、结构与写法，这也可以视为与潜在读者在“阅读之前”进行的一次关于阅读视角与理解方向的商议。同时，这段文字延长线上的文字也是作者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并不确定读者是否有耐心完成全幅的阅读，并在日常经验的直感基础上达成属于自己的理解；我也不确定自己的表述能否有效地完成核心观点的清晰传递。私意里，我还有一种狡狯的意图：对任何一位读者而言，若阅读中发现的问题恰是作者已经诚意交代过的，似乎便不好再抱怨，否则就显得过于苛责。就此而言，表达与辩护构成了写作者的双重角色。

　　贯穿生活始终的那些问题

　　就写作的时间跨度而言，本书是我迄今所有著作中历时最长的一部，从动议到出版超过了十年。十余年前我就已完成书中绝大部分篇目的主题设计并提交给出版社，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一再延宕。然而，时间跨度似乎并未让书中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工作者的提问方式往往较为抽象，指向人的精神生活秩序，一般不会因具体经验的小幅变化而产生“不适配”之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问题是贯穿始终的。

　　如果从精神生活的视角观察不同时代的人，那么器物进步、物质丰裕与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那些始终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重新诠释，却从未被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基底，这也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妨说，从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当今的我们很难自信地声称，在精神生活的品质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以及人类思想史上那些熠熠闪光的人们。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正在前所未有的生活境遇中重新审视和理解专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问题。那些根本问题之所以在我们这里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样貌，是因为具体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专属的“体感”与鲜活的“焦虑”。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有某种空前性，那么多数身处当下的人大概会同意，这种空前性正体现于“速度”与“效率”。层出不穷、快速迭代的技术与器物，让我们的日常经验显得很不“稳定”：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似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穿越不同生活世界的人们回看自己的生命历程，都会感慨让心灵与精神跟上“时代”成了当下最为紧迫而艰难的任务。

　　加速的变化加剧了身心的疏离。时代在飞奔，即使我们的身体以物理性的方式跟上了这些变化，日常生活依照技术与器物的规范得到了及时的“重塑”，我们的心灵却无法避免地处于仓皇和慌乱之中——在他人之中的我，总是在观察时代与他人时陷入一种“被抛弃”和“边缘化”的错觉。当我们通过极速的信息之流和触手可及的屏幕接收不断涌现的“世界”时，也正在失去关注切近生活与具体日常的能力；当我们自以为可以通过屏幕了解全世界、掌握所有知识时，也不自觉地落入了缺失专注、缺乏反思的陷阱。我们会让心灵迷失在精致的景观之中，逐步丧失从切身经验出发观察自身的专注力。与此同时，不断加速的交通网络在压缩物理空间的同时，又让我们失去了“路上的风景”和“身边的人们”，进而侵蚀了悠然生活的可能性。

　　变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双刃剑。我们在以技术与器物之名欢呼时代进步时，也应当细致地分析和理解自身的心灵秩序。无论我们面对多么复杂的经验、沉溺于多么繁复的心灵困境，归根到底，最大的挑战只是恰切的“自知”与从容的“接纳”。换一种更直白的说法：与其说是涌来的时代、无情的远方和无尽的他人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负担的感知与挑战，不如说，深陷误解与偏执意见的我们自己才是最棘手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因为对自身的否定、对他人的误解和对时代的误判，而在不自觉中与某种特定的话语形态形成不易察觉的“共谋”与“协作”，共同制造焦虑、沉溺于自我否定。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如何在熙来攘往的众人之中，保持对时代理解的清醒与自我观照的笃定？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种孤绝而傲慢的自大，而是“身之委蛇”与“心之逍遥”的共在，带着清醒的自觉投入日常生活。

　　回向日常的触感：涵育心灵的技艺

　　如果说我们尝试做一个生活的观察者，那么切实可依的便是日常的触感。这一方面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取得一个置身事外的超然视角与“客观”立场，只能以片面和抽象的方式获取生活世界的片段，却不得不完成对其的“整全想象”和“全幅判断”；另一方面，它又保证了源源不断且未经修饰的具体经验——感受、情绪、理解与反思。当然，未经修饰并不必然指向真实，也可能意味着未经分析与反思。没有人是活在真空里的，也无法想象一个纯粹且不受外部世界与日常经验干扰的理性“自我”。

　　如果把生活当作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对象，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多元视角的互嵌：对任何人而言，生活都是一面折射整个世界的多棱镜。我们既是运动员，也是观众，同时还是裁判员。我们在他者的包围之中观察和理解自己，而基于理解采取的行动，又以影响他人的方式塑造着自身。因此，从根本上说，没有人能够达成完全的自我控制与透彻的自我理解；充满意外经验的日常生活，不仅带来需要时刻观察和分析的变化，也会导致无法控制与驾驭的情绪。当我们的心灵尝试面向丰富而具体的世界时，我们只能依赖生活的触感，却又不能完全信任这些触感——任何一个人的触感都不是全幅的。

　　我们最应当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在观察生活和反思世界时保持开放：他人的视角对我们而言意味着视野的拓展与视角的转移，必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丰富、更多元的世界——当然，这仍然是部分的图景。一种有节制的自信，加上对自身有限性的肯认，不仅可以让我们在认知上保持谦卑，也能使我们在心灵的意义上接纳意料之外的遭际与适当混乱的日常。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忧愁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是被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样态共同决定的。从自我的理解出发，才可能去观察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群与人群中的他人；我们朝向世界的方式并非全然被动或全然主动，而是在两者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对身处时代的我们而言，回看历史与传统并非只是为了智识意义上的自娱，而是为分析和理解时代找到一个借镜。对人类而言，表达是理解的载体，倾听则是通向理解的津梁。审视细碎的言语并非对心灵的苛责，而是在泛滥的话语中保护我们的思想世界。

　　自知，是贯穿每一个人生命的终生练习题。哲学工作者可以做的，显然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倡导以持续的智识练习完成心灵的涵育。在这个意义上，留白就成了一种心灵的技艺。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