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绎史】

　　作者：黄承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自秦汉确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是中国古代最为稳定的一级政区，甚至沿用至今。县的长官，历来被视为亲民官，唐宋以前概称县令、县长，宋以后始设知县，民间多称之为县官、县太爷与父母官。历史上有很多知名的县官，其中最有名的也许要推晋宋之际的文学大家陶渊明了。

　　陶渊明出任县官前，对亲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弦歌”是做县令的雅称，他的意思是想通过担任县令，赚取俸禄以积攒归隐田园的本钱。不过众所周知，陶渊明官拜彭泽令后不久，郡里就派遣督邮到县，县吏提醒他应整理好衣冠前去拜见。陶渊明愤而说出那句千古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后毅然解印去职。陶渊明的县令之旅匆匆结束，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能够充当“三径之资”但又不值得陶渊明折腰的“五斗米”到底所指几何呢？

　　关于陶渊明口中的“五斗米”具体所指，学界有过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五斗米”与当时士大夫每月的食量相当，陶渊明意在“我不能为吃一碗饱饭而折腰向乡里小人”；有论者指出，“五斗米”是受汉末五斗米教影响而信手拈来的一个现成数字，相当于现在说“两个钱”；还有学者称“五斗米”与韦昭《汉书注》中的“若食一斛，则益五斗”相关，意指大幅“增俸”，陶渊明是说“我不能为贪图增俸而多征粮食”。

　　不过，古今主流观点还是“俸禄说”，即“五斗米”指的是当时县令的日俸。孟浩然《京还赠张淮》：“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王维《与魏居士书》：“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总体而言，这一观点较为合理，为多数人所接受。

　　史书中并无关于东晋县令收入的直接记载，不过“自魏以下，并为九品，其禄秩差次大约亦如汉制”，魏晋南朝官员俸禄等级制度大体继承汉代，只不过每一级别的具体谷物量或俸禄标准较两汉大为减少。我们不妨依据汉制略作推测。汉晋县令法定秩级为千石至六百石，依据《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记载的东汉延平年间官俸：“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当时县令每月到手的米为21斛至30斛，换算到每日则为0.7斛（7斗）至1斛（10斗）。东晋官员食俸数量明显低于两汉，陶渊明的“五斗米”或许就是由此而来。当然，这也提示我们，陶渊明在五斗米之外，或许还能领到一定数量的钱。

　　陶渊明作为彭泽令“食俸五斗”，并非直接从国家财政领取粮食，而是获得一份土地，收租以代俸禄，也就是王维所说的“安食公田数顷”。《宋书·隐逸列传》记载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后，“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说明陶渊明获得了三顷公田。公田的耕种者是“文武吏医卜”，即普通百姓以外、由官府控制的劳动力。至于公田所种作物，县令陶渊明可自行决定。陶渊明想种的“秫稻”，其实就是糯稻，属于酿酒佳品，他曾在《和郭主簿二首》中写道“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而其妻子想种的粳稻，则主要是用于果腹的主食。陶渊明想将全部公田用于种秫稻，在妻子和孩子坚持之下仍让步不多。这在他的《五柳先生传》“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的自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陶渊明对这三顷公田并无所有权，当他解印去职后，三顷公田及其收益便与他无关了。

　　除了米和钱之外，陶渊明作为县令还有其他福利，也可视为收入的一部分。第一是作为常赐的布帛。西晋太康二年定令给赐官员绢棉，如《晋书·职官志》载光禄大夫“春赐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尚书令“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虽然东晋县令应获布帛的具体数量不载于史籍，但想必应与当时的尚书令相差无多，有学者推测六品、七品官当获赐绢60匹和45匹左右。

　　第二是占田荫客的权利。西晋太康年间规定，官居一品可占田50顷，以下每品依次递减5顷，至第九品占田10顷，1顷为100亩，远超过当时普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的标准。同时还可荫庇一定规模的佃客、衣食客与亲属，佃客自一品50户至九品1户不等，衣食客自一品3人至九品1人不等，荫庇亲属多者及于九族，少者三世。所谓荫庇，是指免除向国家交租赋及服徭役，对官员来说，是一种优厚的福利。这虽然是西晋初年品官占田荫客的标准，但从史籍记载来看，东晋世家门阀进一步壮大，官员占田荫客特权较之西晋只会有增无减。

　　第三是可为私人役使的官府劳动力。《南史·陶潜传》载：“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渊明未带其子赴任，又忧心他生活无着，特地遣送一“力”助其“薪水之劳”。这里的“力”，指的是官府役人，他们原本服务于官府公务，但东晋南朝也开始被地方长官私人役使，甚至被普遍视为地方长官的一种俸禄待遇。陶渊明虽役使“力”，但也在信中交代儿子，“力”也是别人的孩子，应当好好对待他，这种同理心在当时的世家官贵中是相当难得的。

　　以上便是陶渊明作为县官可能获得的合法福利与待遇。不难看出，当时县官的收入相当可观，品类与数量显然超出了“五斗米”的范围。这就可以解释，陶渊明最初何以会想通过担任县令“以为三径之资”。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并非因为“五斗米”所代表的县令收入微薄，实是因为他不愿屈身逢迎庸俗的官吏，就像李白诗中所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然，对“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五柳先生来说，作此抉择，世人并不会觉得意外。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