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剧场新风采】

　　作者：周爱华（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明清时期是中国戏曲走向成熟与繁荣的发展高峰期。当时，作为交通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在交通输送方面作用巨大，商人和艺人跨域流转过程中催生了沿线各地形制各异的戏楼，数量最多且最具特色的，当属晋商所建会馆戏楼。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戏楼是其中规模最大且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典型代表。它历经280多年风雨，至今仍是集节庆演出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节假日，古戏楼上正在演出 资料照片

　　雕梁画栋藏戏韵

　　随着元代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关键河道）的开通，坐落在运河岸边的聊城（旧称东昌府）经济不断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尤以财力雄厚又善于经营的山西商人为最。远在异地他乡的商贾需要建立一个同乡空间来联络乡情、洽谈业务、协调价格乃至解决纠纷，以便应对激烈的商业竞争。于是，清乾隆八年（1743）聊城山陕会馆开始筹建，又经历了逐年扩建的过程，至嘉庆十四年（1809）方具现今规模。

　　从各地现存的山陕会馆（或山西会馆）来看，戏楼是其标配，聊城山陕会馆更不例外。作为会馆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座坐东朝西的戏楼于乾隆十一年（1746）随会馆主体工程竣工，后又历经多次修缮，形成现在的规模。它是山门与戏楼一体的“过街戏楼”结构，上面是戏楼，下面是甬道，有效地节省了建筑空间，同时戏台与关公大殿相对，可以满足人们唱戏娱神的需要。

　　会馆整体采用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格局，从山门而入，沿中轴线依次为戏楼、钟鼓楼、关公大殿和春秋阁。院内地势逐级增高，戏楼位于最低点，符合“低台高看”的布局。戏楼顶部的八角藻井，绘有团鹤和祥云图案，寓意“福比天高”，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在声学上还能够起到聚音并放大的作用。戏台两侧建有石制八字折壁，像两个天然扩音器，将舞台上向四周扩散的声波反射至庭院观众。戏台下面中空结构的甬道，像一个天然的共鸣腔，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传导性，使舞台上的唱念听起来更加浑厚、圆润、立体，堪称古代戏楼建筑声学的典范之作。

戏楼墙壁上的墨迹 资料照片

　　就其营造技艺而言，其屋顶正脊采用歇山顶形制，在舞台正前方左右两侧又各延伸出一个歇山，形成了复杂而华丽的“十翼角”结构，给人振翅欲飞的灵动感。屋顶覆盖着绿色、黄色琉璃瓦，将戏楼衬托得富丽堂皇又富有层次感和韵律美。戏楼汇聚了木雕、石雕、砖雕的精华，虽经岁月洗礼，依然可见当年的华美。檐下的木质额枋采用透雕工艺，中间刻有“福禄寿”三星，两侧是飞龙和花卉，玲珑剔透，工艺精湛。台前立有4根方石柱，刻有两副楹联，外联为楷书阴文，上联“结五万春花，奏雅宣和，无戾风骚称杰构”，下联“谱大千秋色，镂金错彩，有裨世教即奇观”。此联为五字、四字、七字的三段式结构，对仗工整，上下联互文，既是对舞台建筑的赞美（“五万春花”“镂金错彩”“杰构”），也是对舞台上演作品的礼赞（“奏雅宣和”“大千秋色”“奇观”），同时也说明了晋商“商而好儒”的文化追求（“无戾风骚”）以及戏曲的教化作用（“有裨世教”）。内联为楷书阳文，上联“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下联“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道骏马，高帆顺风”。此联将听戏、看戏与人生得意联系起来，既是对戏文中“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等常见主题的归纳和总结，也寄托了人们希望人生得意、生活顺遂的美好理想。正对戏楼，其后台迎屏上“云霞绚彩”四字，与左右石柱的楹联相得益彰。其字面上赞美的是云霞绚丽的自然风光，而悬于戏台之上，其内里则是对华美服饰、璀璨灯光以及流光溢彩的演出场面的赞美，有一语双关之妙。

　　这里不仅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座多元的艺术博物馆，呈现了精湛的雕刻、绘画、建筑艺术以及古人的物理声学智慧。

运河畔的聊城山陕会馆 资料照片

　　南北戏班竞芳华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的墙壁上，写满了1845年到1919年间各地戏班艺人留下的墨迹，生动地勾勒出南北声腔在运河水脉上流转、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轨迹。其中密密麻麻的剧目清单记录了邱县四喜班、东昌万庆班、平阴县福顺和班等20多个戏班的往来足迹，以及《升官图》《大保国》《探皇陵》《反五侯》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仅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二十六至二十八，山西泽州府凤台县全盛班在3天内就演出了16个剧目，包括《渭水访贤》《闹装救青》《搜杯替死》《马芳困城》《打严嵩》《清官册》等。因为关公是山西运城人，在民间又被奉为“武财神”，所以各地山陕会馆都供奉关公。过去，每逢关公单刀赴会（农历五月十三）和诞辰（农历六月二十四）之日，会馆便会邀班唱戏，一来表达对关公的敬仰，二来以看戏为由联系乡情乡谊，加强对外联络。道光二十五年《重修聊城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楼记》中记有：“上可容梨园子弟百余，岁时报赛，霓裳羽衣，争辉于金碧璀璨中，虽天上之琼楼玉宇何让焉。”当年演出之鼎盛，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客商还将家乡的戏班带到经商之地，以乡音慰藉乡愁，不仅起到了凝聚同乡、娱乐大众的作用，更使会馆成为集祭祀、节庆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如光绪四年（1878）山西平定州全盛班来此演出，其所演10个剧目全部由数字开头，并且从一到十顺序排列，包括《一捧雪》《二进宫》《三上殿》《四放子》《五福堂》《六人节》《七人贤》《八仙图》《九莲灯》《十美鉴》，这种数字戏码的排列，藏着戏班证明家底、吸引观众的巧思与智慧。

　　戏班跨地域流转不仅推动了当地戏曲的发展，而且融合产生了新的剧种。如山陕梆子随商贾传入山东，在与本土方言及地方声腔的深度交融中，逐渐演变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东梆子。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是上党梆子的重要发源地，较早成立了职业班社。上党梆子艺人冲州撞府，不仅随晋商来山陕会馆戏楼演出,还在聊城周边地区流动。《中国戏曲志·山东卷》记载，清光绪年间，山西上党梆子戏班“十万班”来到郓城、菏泽等地流动演出，并在当地收徒传艺，使上党梆子在此生根发芽。该剧种在传播过程中受当地音乐、方言影响，形成了新的剧种，初始取名“本地〔见图1〕”（简称“〔见图1〕梆”），意为“本地的山西梆子”，以区别于原来的上党梆子。“〔见图1〕”字由“山、西、人”三字临时拼合，在当时带有一定的贬义，因此需要用一个合适的字来替代这一生僻字，“枣”字就成为首选。一来因为“枣”字与“〔见图1〕”字读音相近，二来该剧种演出时使用枣木梆子伴奏，于是“〔见图1〕梆”更名为“枣梆”。

图1

　　此外，戏楼墨迹中还有很多充满生活气息的打油诗，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戏班艺人的生存状况。咸丰五年（1855）德凤班艺人题写的“二府五县子弟班，会馆唱了整三天，戏价京钱十八吊，还有两天凭良心”，直白地道出了当时戏曲演出价格之低；还有没题班名的，“十年玩□（原墨迹不可辨）风和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秀才金榜题名时”。诗中涉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四个高光时刻，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喜”，但执笔者却与它们无缘，表达了内心的向往和无法实现的苦闷。

　　这些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打油诗，与关帝庙的庄严肃穆、戏曲剧目的高台教化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极具反差和张力，却没有互相排斥，给这座古老的建筑平添了人间的温度。

　　古台新生唤知音

　　如今，这座古戏楼已经280多岁了，不仅供游人观瞻，而且依旧承担着重要的演出功能。

　　当地文旅部门跳出了传统“静态保护”的窠臼，打造“会馆有戏”品牌，从多个维度对古戏楼实现了活化利用。他们梳理戏楼墨迹中提到的传统剧目，如《高平关》《沙陀国》《赶三关》《白蟒台》等，进行剧目解析与戏曲科普，通过官方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这种内在的文脉挖掘，在内容溯源的同时，普及了戏曲知识，降低了游客欣赏传统戏曲的门槛；同时，戏楼也从单纯的古建升华为文脉的载体，唤起人们对会馆游览、研学的兴趣以及对历史的共情，推动文旅融合。那些题在墙壁上的墨迹被转化为有温度的故事，人们游览时看到的不再只是空荡荡的戏台，而是能真切感受到几百年前商贾云集、名角荟萃的繁华盛景，体会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与岁月沉淀的温润，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每逢庙会及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古戏楼上依然会演出《苏三起解》《钓金龟》《坐宫》《状元媒》等经典剧目以及山东快书、相声等曲艺类节目，台下庭院内还定期组织葫芦雕刻、剪纸、糖画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观众在看戏的同时，还可以赏艺。整个会馆充满了烟火气，成为一个可感可触的“活态民俗博物馆”。在这里，山陕会馆以“会馆+戏曲+非遗”的新模式，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听、可看、可触摸。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见证了运河鼎盛时期商业文明的辉煌，更以其包容、诚信与尚美的精神，在当下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发挥作用。它从古代走来，褪去了昔日敬神祈福的神圣光环，化作鲜活的市井烟火，继续传唱着生生不息的运河记忆。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