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固本，拓新致远

——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与路径探寻

演讲人：陈晓明 演讲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26年5月

　　守正固本，亦即立足民族文化根脉、坚守中文学科本性本分；拓新致远，亦即突破传统学术范式、推动中文学科高质量发展。以守正为根基，创新才不离根本；只有创新，才能使守正不至于固化落后。《周易・乾卦》有言：“刚健中正。”意谓“正”在其中，事物才能刚健而有活力；反之，刚健有力方能维持中正。正为内，刚健外显，外显亦是能量，内正的能量则来源于自我变革。《周易・系辞上》有言：“日新之谓盛德。”孔颖达解释说：“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在这里，德是指人与万物的本性、造化，盛德则是指这种德性持续增新、不断充盈，达到圆满无亏的状态，是德性的最高境界。所以，盛德也可理解为人与事物的持续发展，持续的自我更新、创新。当前，学术语境多元化、文化传播呈现新形态，既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广阔机遇，也对我们如何恰当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我想围绕这一命题，回望学科历史、梳理范式建构、探寻实践路径，以期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展开，开启面向未来的可能。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及现代文学理论，出版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

　　中文学科的守正传统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简称“中文学科”）以母语为其研究根本，天然地具有中国本色。中文学科源远流长，若从最早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渊源来看，可以上溯至先秦。从先秦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语出《尚书·尧典》，今文《尚书》属《尧典》，古文《尚书》属《舜典》）之说，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再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乃至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以及中古以后的文论、诗论，形成了一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脉。以古典文献研究的视野来看，传统经学有汉学与宋学之分，亦可理解为考据与义理之辨。至有清一代，考据之学演进到乾嘉学派臻于鼎盛，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考据学术的最高成就。这一历史脉络演进清晰，传统根底深厚，自成系统。

　　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也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也可以扩展为中国学术的传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尊崇传统、坚守传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尊崇三代之学。三代官学下沉而为诸子之学，后世依循孔子的思想，尊崇六经。传统治学，万变不离其宗，经学是其正宗；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都未离开经学，其要旨正在于此。因此，中国人文学术，更具体地聚焦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坚守传统是其本分和本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固然表明其革新的魄力，但也表明他在“八代”传统之下才能推行革新。直至晚清，章太炎最有革新意愿，他作《訄书》（1900）意在探求新知，但也要系统梳理清代学术；在后世看来，正是章太炎把传统学术推向了高峰。刘师培撰写《周末学术史序》《国学发微》等系列论著（1903—1906），系统梳理先秦至两汉学术，却无意间开启了现代学术史的写作体例。到20世纪之初，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为题开讲近代学术史；仅过数年，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讲现代学术，几乎是同题为文（1931）。这表明传统对他们来说何其重要。他们是带着现代眼光梳理传统，在现代的语境中继承传统，守正创新，继往开来。这或许也可以表述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范畴内，我们的知识继承与创造，始终秉持着自主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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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学科的现代建制

　　我们今天指称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属于现代学术建制的范畴。按现代学科建制所划定的准则，中国语言文学（中文）学科诞生于1910年。就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来看，1902年清廷《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设“词章学”（即辞章科），这已是分科雏形，但还不是独立系科；同年，京师大学堂设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04年1月《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课程中正式设置“国文学门”，但仅为课程，尚无独立建制。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中国文学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被后世视为中国第一个中文系，标志着现代中文学科正式诞生。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北京大学；同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定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19年“废门改系”改称“国文系”，现代中文系格局由此确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正式形成。传统的文学研究，只能理解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术渊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文史哲本不分家，虽然文学的脉络清晰可见，但哲学和历史学求本溯源，同样能上溯至先秦诸子；现代以来的先秦考古学发现，亦为文史哲共同分享，再次印证文史哲三家历来相互贯通。现代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则促使学科逐渐分立，自成格局。

　　中国语言文学这门学科，依托中国现代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就此而论，是一门有着百年历史积淀的成熟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直接任务，在于教授文学经典、整理国故典籍、探究汉语源流、维护语言文字活力。从更深层来看，它担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重任，砥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高擎起现代思想旗帜，并为社会进步和心理情感建设提供文化支持。创建现代的中国语言文学知识体系，需要传承中国千百年的传统之学，同样重要的，还要创建适应社会变革的现代学科体系。几代中国学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创建了既有中国传统底蕴、又广泛吸纳世界优秀学术成果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体系。我们认为，这一创建过程已历经三个阶段：其一，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至1940年代末期，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奠基阶段；其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期，这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指导下，学科建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其三，1980年代至21世纪初，深化并完备学科建制，广泛吸纳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学术成果，使知识范畴更加充实完备，学科建设更加科学健全。现今，我们正处在第四阶段。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在前贤辛劳耕耘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石，探求构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多方途径，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更全面地契合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需要。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出的商代“四方风”甲骨（复制件）。 光明日报记者唐芊尔摄/光明图片

　　中文学科的知识赓续

　　20世纪中文学科的建设始终秉道不移、稳步前行。尽管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但学科建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沉稳有序，学科专业布局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在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亦始终以坚守传统为基础。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奠基发展始终具有优先地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现代学科体制内，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作为根基不断得到加固，这也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语言文学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知识体系的形成具有自主性构造内生动力的原因所在。现代学科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所带来的新课题，促使中文学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出“文艺理论”（文艺学）这一学科。并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更深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体系之中，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也由此阐发出一套能够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对话的概念与术语。与此同时，中文学科适应时代需要，创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阐释新文学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性质。中文学科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面向现实创建了回应时代需要的学科，这表明这一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始终是面对社会现实的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体系。在1980年代，中文学科面对广博的世界优秀文学成果，又发展出“比较文学”学科。由此，中文学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专业方向覆盖了语言文学研究的主导领域。

　　中文学科在回应时代需要方面，勇于谋求新的发展方向，“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这是它在百年历史发展中保持活力的原因所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文学科如何以更加自主的精神去推进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这显然需要引发内在的知识更新——不只是外在化地适应时代需要、开放知识体系；更是要在知识体系内部形成创新的机能与活力。固然，这牵涉到方方面面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方法论之变是其根本出发点。

　　若论中文学科的基础方法论，或可曰：训诂、训释之学为中国学术传统之正宗，自汉代以降，即被奉为正统。汉代经学以训诂、校勘、名物制度考证为核心，注重实证，代表人物如郑玄、许慎，奠定了“由文字训诂通经义”的考据范式。至宋代，宋学兴起，培植起重义理的传统。北宋庆历以后，理学勃兴，弃汉唐注疏，直探经典义理，侧重心性、天道、伦理的哲学阐释，代表人物如二程、朱熹、陆九渊，形成了“谈论性理”的义理路径。当然，宋儒之义理也并不能尽离考据，亦非全然空疏。朱熹注《四书》，兼顾训诂与义理，主张义理不违考据；陆九渊虽重体悟，亦不废经典文本之依据。清代反拨宋明理学重义理之倾向，以考据为唯一正统，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专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代表人物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近现代学术则超越二元对立，自觉寻求会通考据与义理之关系。章太炎、王国维作为晚清学术的卓越代表，皆以考据为基，阐发义理，由此开创现代学术范式。梁启超、钱穆都有言论批评汉宋门户之见，主张义理与考据合一，无考据则义理空，无义理则考据死。

　　在20世纪的现代学术建制体系中，考据与义理之二元分立随专业设置而各有天地。考据之学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日臻完善，而“义理”则转化为现代理论思辨，在文学史研究和鉴赏批评阐释中作为主导方法，更由此发展出文艺理论这一专业（后称文艺学）。毋庸讳言，在20世纪现代学术建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现代理论思辨占据了主导的方法论地位。当然，理论思辨也要倚重考证材料，但显然有别于文献整理的考据之学。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现出带着现代理念前行的强烈倾向，传统仍以其自身的方式，作为知识典籍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在中文学科的展开进程中，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学界一直在寻求理论创新，这也可以理解为“义理”革新——显然，此一“义理”已然是现代理论思辨意义上的比喻性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在中文学科的建设中起到了核心的指导作用；而现实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的范式体现，构成了中文学科共通的美学基础。或许可以说，义理之变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文学科建设的主导方向。

　　1980年代，学界兴起“理论热”，亦有“方法论热”，当可视为义理革新之先声。1990年代学界风气为之一变，从思想史转向学术史，短暂的“理论热”不敌传统复兴的潮流。1990年代以降，传统兴盛成为主导方向，学界的方法论亦由1980年代之重理论，转向重史料的考据方法。21世纪初，就中文学科而言，考据学之方法从古代延伸至现当代，扩展至理论领域，理论也转向了史料研究，以至于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也几近全盘奉史料为圭臬。在中文学科建制内，“义理”（理论思辨）之让位于“考据”，在近20年的学术演进中已成定势。古典文学研究以考据为本分本色，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今也在“历史化”的史料学那里找到了正宗。回归传统无疑得心应手，顺势而为当然游刃有余。现代的学术训练，使得考据方法贯穿古典而至现当代，圆融通透，且更具有历史感和科学性，踵事增华，气象万千。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诗经》简。 新华社发

　　中文学科的创新面向

　　经历过现代学科建制塑造，中文学科在坚守传统的自觉中着力创新。如今，我们再次面临学术发展与创新的难题。这一问题极为复杂，在这里我强调两个要点，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其一，融通汇合现有的知识成果，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开中文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19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迎来复兴的机遇，最近十多年以来更是步入发展的新阶段，也理应是深入更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总书记指出的这些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促进这些资源的融合，必将导向知识体系的深入创新。这需要在理论思维的高度上加以融通，需要自觉建构理论思维，才可能产生融合多种思想资源的意愿。对于中文学科来说，要迈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步伐，摆在面前的任务，或许就在于强化理论的基础建构作用，重启理论面向时代的活力，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创建思想活跃的新局面。这既是新时代的学术使命，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至今自我更新的必然要求。

　　其二，与AI共生并进，在融通汇合的思维结构中重构中文学科知识体系。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文明从口传文明到书写文明，今天，很有可能我们正在进入“智能文明”的时代。AI技术的出现，既为中文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人认为，AI会取代人文学者的工作，导致人文学科的“异化”；也有人认为，AI是推动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工具，能够为中文学科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AI大模型具有搜索资料的强大功能，其考辨源流、文本检索、数据分析、文献整理的能力当是在人力数百倍之上，其发展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在今天，学术研究借助AI已经成为大趋势。问题在于，AI不应该只是作为资源搜索的工具，应该成为提升人类思维能力的训练程序。我们常说给AI喂料，训练AI使之像人类一样“聪明”。事实上，AI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提供海量的资料供我们分析思考，敦促我们提出更为复杂的、更高明的、更全面的问题，并且更高质量、更令人信服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许真能抵达“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的境界，或许能道出“奇妙”。实际上，AI也在重构人类的知识。

　　赓续至今的中国传统考据之学，在AI时代当会如虎添翼，AI也必然会促使传统考据之学向着义理的兼融、向着理论思辨的广度拓展。过往的“知识考古学”，将要向着“知识生成学”转型。近两年，中国多所高校就利用智能大模型作为基础，建构智能化的古代文献数据库，也有用于现代专题研究的智能数据库建设成功的事例。其形势方兴未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文学科必然会迎来更广泛深入的对AI的运用。AI对中文学科的助力将是全方位的，它促使中文学科打破原有二级学科的隔膜，必然会推动生成“大中文”的概念，甚至有能力生成“大文科”。

　　总之，守正以固本，拓新而致远。“融通生成”既是过往知识创造的特点，也是面向未来创建新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法则。在现代知识生产无比丰富的形势下，知识的融通汇合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在今天，中文学科面临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在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进程中，我以为，作为中文学科的守护者和创新者，坚定文化自信，保持个性化思维，坚守价值，变通体化，日新盛德，当是大有作为。

参观者在国家典籍博物馆观展。 新华社发

　　（本文系演讲人：陈晓明，在北京师范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发言基础上修订而成）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