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孙和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业内的同行常说，大地测量是测绘科学的基础。但在我眼中，它远不止于此。它是国家安全的“隐形防线”，是航空航天和深空探测的“眼睛”，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尺子”和“秤”。我做了一辈子大地测量与地球重力场研究，这个领域在很多人看来是冷门中的冷门，可我很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这份坚持，源于一个简单的信念：做学问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是否时髦。

　　这门学科究竟难在哪里？地球是一颗时刻都在运动的行星，我们走在地面上感觉平稳，其实地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像海洋潮汐一样有着周期性的“固体潮”。要捕捉这些微小的变化，不能只坐在实验室里。我们这一行，讲究的是“踏戈壁、上高原、赴极地”。

　　我曾去过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到过天寒地冻的漠河北极村，也站上过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在青藏高原做重力观测，缺氧让人喘不过气，白天紫外线强烈，晚上气温骤降。更早的时候，我们的野外台站是从防空洞里起步的，条件简陋，科研人员就在简易房里啃着馒头搞科研。学科的冷清与环境的艰苦叠加在一起，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

　　但只有到现场去，才能真正理解地球的“脉搏”如何跳动。地球科学是一门观测学科，要研究地球内部的动力学问题，往往需要全球多学科技术的观测资料积累。急不来，也偷不了懒。没有长期的实地数据，再好的理论模型也只是空中楼阁。这种“冷”，逼着人沉下去，扎进去。

　　可光沉下去还不够，还得有不被外界干扰的定力。我年轻时读书，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只能比别人更勤奋。老家夏天蚊子特别多，我只能在厚厚的蚊帐里看书，又闷又热。那段苦读的时光，成了我坐冷板凳的底气。

　　后来我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毕业时，海外机构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道理很简单：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回国后，我做重力研究，这个方向不像有些学科做一个实验就能有新发现，它需要经年累月的数据积累，是典型的坐冷板凳的学问。我可能是发论文较少的院士之一，但我不在意。

　　不以发论文为目的的研究，才能坐得住，“坐”出成绩。这份定力说到底是一种清醒：知道什么重要，就不在乎外面的热闹。热闹是别人的，板凳是自己的。把板凳坐穿，才能等到收获的那一天。

　　但坐冷板凳，不等于把自己关起来。真正的不怕冷，最终要指向把冷门做热。这些年来，我和团队主要做了一件事：用高精度重力技术去探测地球深内部的奥秘。地震技术曾经是人类探知地球内部结构的唯一手段，而我们首次利用重力测量技术，为探秘地球深内部动力学提供了“第二把钥匙”。

　　我们精密测定了全球不同地区重力固体潮参数，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固体潮基准，构建了国际上第一个顾及液态地核动力学效应的重力固体潮实验模型。我们还利用液态外核运动导致的重力信号衰减特征，获得了核幔边界粘滞度等重要物性参数。这些成果听起来专业，但它们有实实在在的大用处。

　　它们为精密测绘、全球大尺度地球动力学和空间技术提供理论指导和背景材料，为北斗导航系统、重大工程安全监测和地震预警提供核心支撑。一个曾经少人问津的方向，就这样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咬合在一起。这么多年攒下的寂寞，终究变成了服务行业领域与国家需求用得上的力量。

　　回头看，从坐得住冷板凳到做出分量，中间隔着的其实是做学问和做人相通的道理。我常跟年轻人说，成功不能以地位、金钱、名誉来简单衡量。人与人之间固然有天资上的差异，但未来发展的差异主要还取决于在长期奋斗历程中的勤奋与坚毅。当然，光有勤奋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认知和好的德行。

　　最近几年，我带领科普工作室志愿者团队，一直在做面向大众的科普，在传递科学知识的同时，我注重科学的思想、理念与方法的传递，也特别强调科学的批判性思维与科学质疑能力的培养。中学老师讲平行线不相交，但那是在欧式空间里的结论；在曲面空间里，两条平行线是可以相交的。任何知识都有前提和条件，做学问不能盲从。同时，我也强调知行合一，知识学到以后必须付诸实践，才算真正属于你。从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坚持不懈、砥砺前行才能跨越。所以我一直鼓励行业领域的年轻学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到野外去，到台站去，到真正需要测量的地方去。

　　把学问做出分量，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一以贯之的劲头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四十多年来，我从一个在江南水乡蚊帐里苦读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大地测量科研工作者。支撑我走到今天的，就是对地球奥秘的好奇，对国家需求的使命感，以及对科学本身的敬畏。

　　做学问的路很长，不走捷径的人反而走得远。只要肯下笨功夫，又能把知识和实践拧成一股绳，再冷的学科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光明日报记者崔兴毅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4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