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述往】

　　作者：王军（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今年9月，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去世一周年。周明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他仿佛从未离开。

插图：郭红松

　　一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9月16日中午。他躺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抢救室里，罩着氧气面罩，周身是冰冷的医疗设备。晚上9:17便传来噩耗。

　　9月1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出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随后给我发来唁信：“惊悉周明先生仙逝，深感震惊而伤痛。我与周先生相识有二三十年了，早先我到北京，多会去拜访他。他到西安，有时也会联系我与好友聚一聚。他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活字典，也是一部陕西文化的活辞书。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坛的基辛格’，真是形象而生动。这是能力，更是情怀。先生是一个热情热心而善良的人，谁的忙都帮，老少遇事他都投入精力去释疑解惑。两月前，他还给我寄来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通话时，似乎仍是思路清晰，声腔有力。我还问了他的身体情况，他说好着呢，我想也一定是好着呢。没想到，这一声竟是永诀……”

　　9月20日上午，周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人民公墓菊厅举行。在那里我遇到了白烨老师，他说大家对周明的文学史意义认识不足，准备写一篇文章。后来，他的长文发表在《文艺报》上，点出周明的编辑之功：1961年赴山西看望赵树理，约他写出《实干家潘永福》；1977年约请徐迟采写陈景润，促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诞生；1978年从赵丹处得知黄宗英写了《星》，追着要来稿子发表，又安排她赴秦岭、西藏采访，这才有了《大雁情》和《小木屋》。三件事，串起三位作家，也串起一个编辑在时代转折处发挥的特殊作用。白烨用一副对联概括周明——“为人有大爱，为文有大功”，横批“爱的奉献”。

　　今年春节前，我和馆里的同事去看望周明的夫人葛雪峰。在周明家中，我们看到了陈景润那篇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抽印本，天头上写着：“周明同志：您好，望多给帮助 陈景润敬礼 1977.11.22。”也看到了周明的笔记本，标题是“访陈景润”，时间是1977年12月1日晚，地点是中关村。

　　1977年，当陈景润还被不少人视为难以理解的“科学怪人”时，正是周明顶着压力，打了几通长途电话，从北京追到武汉，硬是把犹豫中的徐迟请了回来。他深知，要写活这个人物，光靠外围采访远远不够，必须让作家真正走进数学家的内心。于是有了那著名的一幕：初次见面，陈景润连连摆手说“别写我”。“我们是来写科学界的，是写四个现代化的”——一句举重若轻的话，瞬间让对方卸下了防备。

　　周明把陈景润栖身的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连同屋里成堆的演算稿、干硬的馒头，一一指给徐迟看；又特意选在深夜，带着徐迟去“突袭”，满桌残羹与孤灯下的背影，让诗人受到心灵的撞击。周明不是简单地组织一次采访，而是在文学与科学之间搭起一座桥，用编辑的敏锐为作家备好了最丰沛的素材。

　　《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震动了一个时代。人们记住了徐迟与陈景润。而那个在背后穿针引线的身影，却悄然退到了聚光灯外。周明后来转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依旧做着“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斯人已逝，今日回顾这段往事，更觉周明的角色像摆渡人：在历史的渡口，是他载着诗人渡向那位孤独的数学家，最终让一叶扁舟化作激荡时代的洪流。或许，这便是文学组织工作的意义所在和动人之处。

　　二

　　每次陪客人走到文学馆的柏杨书房，我都会想起周明先生。柏杨这间书房能落户文学馆，周明功不可没。

　　周明长期在《人民文学》做编辑，与许多作家结下深厚情谊，柏杨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这批珍贵文献，他先后四次远赴台湾。当时柏杨决定把毕生珍藏捐给大陆，在台湾引起不小的议论，有人当面质疑：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怎么把东西捐给大陆？柏杨的态度坚定不移，这让与柏杨交往20多年的周明更坚定了要把这件事办成的决心。

　　2006年12月中旬，经过几次交流并邀请柏杨夫妇到文学馆实地考察之后，顶着各种议论和压力，柏杨夫妇毅然决然地将56箱的万余件文献文物捐赠给文学馆。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国内媒体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华文报纸都刊登了消息。捐赠仪式上，坐在轮椅上的柏杨声音洪亮地说：“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

　　周明回忆，最难忘的是在台北临别的那一刻。他起身告辞，柏杨坚持送到客厅。他看见老人的眼睛湿了，自己也没忍住，落下泪来。柏杨坐着轮椅进卧室，忽然背过身，举起右手向后摆了摆，算是告别，头却一直没回。周明说，他知道，柏杨不愿让他看见自己落泪。这个背影深深印刻在周明的心中。他们都是火种的传递者，而我们这些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光亮和温暖继续传下去。

　　今年是刘白羽诞辰110周年。前些日子，我陪刘白羽的女儿刘丹，在库房内查看了20年前刘白羽捐赠的一批珍贵书画。我们观赏的第一幅藏品，是黄永玉赠给刘白羽的大写意画作《白羽兮荷下》。随后还看到了傅抱石1962年所作的《湘夫人》——也属于同批捐赠。

　　刘白羽的这批珍贵资料能入藏文学馆，同样离不开周明先生。刘白羽对文学馆的深厚感情，缘于他和巴金先生的交往——巴老正是创建文学馆的首倡者，也离不开与周明的私谊。刘白羽长期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和周明相知甚深。正因这份信任，1998年春，白羽同志请周明到家中，郑重托付后事。周明邀请舒乙一同前往。刘白羽领着两人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看，指着满架手稿、藏书、字画，一件一件地问：“这个，文学馆要吗？”那神情，不像交代后事，倒像在介绍自己最珍爱的孩子。后来他立下遗嘱，明明白白地写道：手稿、著作、写作的桌椅、奖章奖状、字画文物，“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2005年刘白羽辞世后，他的女儿刘丹遵嘱将800余件遗物悉数捐赠。

　　三

　　2023年春节后，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第一天下班后，我给文学馆的几位老领导打电话，第一个便打给了周明老师。他在电话那头笑呵呵地说：“听说了，祝贺你。”

　　几次过节，我要去看望周明，他总是笑着推辞，说家里在装修或是在收拾。总之，每次都是他到馆里来。2024年9月14日，即将迎来中秋假期，文学馆按惯例举办老干部座谈会。那天的座谈会主题是聚焦建馆40周年，向老干部代表通报工作进展并征求意见。周明说不参会了，但愿意会前跟我聊聊。

　　那一次我在楼下接周明，我很惊诧，他佝偻着身子，腰弯得厉害，与此前相比变化极大。我们聊了一个小时。我向他汇报，文学馆刚刚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正在筹备明年的建馆40周年活动。

　　周明说，他有幸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分子，参与了新馆的规划、建设、搬迁，特别是作为这“文坛世纪工程”的基建工程法人和副总指挥之一，在工地上一住就是三年，直至这座崭新现代、宏伟优雅的文学馆拔地而起。其中经历的风雨、艰辛——好友雷达一开始不相信能建成文学馆——用一句流行语来说，是痛并快乐着。

　　周明聊起文学馆正门口的巨石影壁，那是一块完整的大石头，重达50吨，是用多轮的巨型运输车从山东运来的——他笑着补充了一句：“从你老家拉来的。”然后聊起A座大厅里的那对青花瓷瓶。这对高达3米、重约1吨的巨型艺术花瓶，是在景德镇烧制的，上面有当年5000余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签名，周明承担了搜集作家签名的工作。他说，2000年之后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签名不在上面，很遗憾，建议补上。他也谈起文学馆里那些拴马桩的珍贵，它们横跨几个朝代，当年他在西安做了大量工作才运到文学馆。我们还聊起他到成都马识途那里取《红岩》手稿的经过。

　　聊起柳青，他说，有一回去皇甫村，看见柳青书桌上摊着一份《创业史》人物表，细密到什么程度呢？每个角色都像是有一部小传，生辰脾性、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柳青笑着对他说：“他们整天在我脑子里跳腾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后来柳青到北京治病，周明和阎纲去看他，老人蜷在小床上，旁边搁着氧气袋，暖气管上还码着一摞校样。说起刚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他声音很轻，话却重：“只要我还能动弹，我挣扎着也要写下去……”周明记了一辈子。

　　今年7月，柳青诞辰110周年，我从他女儿刘竹风手中接过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的手稿。她答应，待《创业史》第二部手稿与《在旷野里》手稿整理完毕，也捐给文学馆。稿纸泛黄，但那股“非写不可”的热量还在。周明当年记录过它、守护过它，现在轮到我们接手了。

　　我把这段放在文章最末，作为回忆周明二三事的结尾——一代代文学馆人，就这么接着，传着。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