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世贞诞辰500周年】

　　作者：叶晔（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编者按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兼擅诗文、文艺批评、史学考据。他论学主格调、重古法，倡诗文复古，却不株守模拟；创作博综诸家，体裁宏富，雄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文坛。其所著《艺苑卮言》体系绵密，评骘历代诗文，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诗文、史传浩繁，《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垂范后世。他独主文坛二十年，交游遍及朝野，影响整个明代文学格局。今年是王世贞诞辰500周年，为追念这位一代文宗，我们特辟此专题，以飨读者。

　　“广大教化主”的说法，出自唐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此派以白居易为“主”，下有“上入室”杨乘、“入室”张祜、“升堂”卢仝、“及门”费冠卿等十七位中晚唐诗人。“广大教化”为何意？张为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后人对此看法不一。离张为年代最近的释义，见晚唐吴融的《禅月集序》：“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其主要着眼于“教化”及其典型作品——白居易的“讽谕诗”。由于贯休《禅月集》中保留了三首怀赠张为的诗歌，可知二人多有往来，吴融的解读或近本意。但文学批评的魅力正在概念的演变，对“广大教化”的新解，其后有明人王世贞的“用语流便”说、江盈科的“开扩境界”说、许学夷的“浅易多学”说、清人金兆燕的“卷帙之富”说等，其批评视角呈现出一个从内在风格向外在影响力的转向过程。

　　白居易作为“广大教化主”，早已固化为一种文学史知识，但跳出中晚唐诗的范围，中国文学史中还有哪些诗人称得上“广大教化主”，却很少有人去拓展思考。笔者目力所及，唯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有过一次讨论：“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当中晚唐、北宋、南宋三个时代皆有自己的“广大教化主”时，我们不禁要问，王世贞有否对本朝诗歌“教化主”的思考与期许？

　　在张为的批评体系中，“广大教化”是与“高古奥逸”“清奇雅正”等平行的风格概念；而在王世贞的这段话中，“广大教化”被安置在“正宗”之外，体现为一种有关诗歌史的正统论眼光。唐诗学中的“正宗”概念，源自《唐音》的“正音”和《唐诗品汇》的“正宗”之裁，在《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辩体》等复古诗学著作中得到了详细的论证。与“正变”不同，王世贞这里更强调“正别”，突出文学史意义上的“别枝”，即在诗歌本体的内部流变之外，强调诗材与外部世界的匹配程度，所谓“情事景物之悉备”。

　　既然王世贞在不同的语境中提出了“用语流便”和“情事景物悉备”两种说法，那么，我们有必要考虑他对此的复杂认识。在这两个不同的批评方向中，实包蕴着一种共通性，即强调文学接受的宽度：唯前者在语言的下沉，后者在题材的拓展。我们回到被王世贞点名的白居易、苏轼、陆游三人，他们是否“情事景物悉备”且不论，但确实皆为所在朝代存诗最多的人。白居易现存诗歌（不计词）2900余首，苏轼现存2800余首，陆游现存9200余首，在各自朝代皆为翘楚。王世贞存诗6900余首，他是否为明诗数量第一人，尚未经过严格的认定，但其在世时间（65岁）短于白居易（75岁）、苏轼（66岁）、陆游（86岁），故作诗频次要远高于白、苏二人，可与陆游相颉颃。不考虑删诗、佚诗等不可考因素，以实际存诗为统计标准，以20岁以后为有效创作期，对比四人的年均作诗数量，白居易为52首以上，苏轼为60首以上，陆游为139首以上，而王世贞为153首以上。

　　作诗数量的增长，对应的是“日课一诗”的创作行为。白、苏、陆三人皆有“日课一诗”的痕迹，白居易《与元九书》云“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苏轼赞许陈师仲“日课一诗”，鼓励其“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陆游得其叔祖陆傅“日课一首”法，自言“老人无日课，有兴即题诗”“六十年来万首诗”。已有学者指出，同样“日课一诗”，白居易、陆游重在生活方式，梅尧臣、苏轼重在提高诗艺。王世贞存诗近7000首，但其文集中没有日课的记录。他和苏轼逝世较早，未能享遇优游自适的晚年岁月，无法将日课作为流连光景的生活方式，但他对文坛领袖地位的经营比苏轼更自觉，其“奋起直追”之法主要有二：一为模拟前贤，行复古之法；二为诗友酬唱，聚复古之势。

　　学界向有“弇州晚年定论”之说，指向王世贞后期的宗尚转变。其“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风味，其《续集》入白趣更深”，及“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并刊印了《苏长公外纪》。以上两条线索，皆可解释为从“宗唐”转向“兼宋”；但从诗史追求来看，亦可视为从“正宗”向“广大教化”的定位之变。在王世贞身后“负重名垂四十年”的李维桢，就有这方面的感受，他给友人黄明达撰诗跋，评价“白舍人、苏端明尝游吴，文采风流，照映后来，又身及事。弇州为广大教化主之日，友上方得是诗称之”，可见大众对王世贞“广大教化”的期待，而其维度在“照映后来，又身及事”，正是一种基于接受批评的思维方式。

　　王世贞的诗歌有两个继往开来的特点，一为组诗意识，二为社交属性。前者为“开拓之诗”，如《乐府变》引发的晚明清初新题乐府潮流及对“梅村体”的影响，《拟古七十首》对晚明唐汝询《拟古百首》及清人“杂体诗”拟效的影响，《五子诗》群列对明清论诗绝句、怀人组诗的影响等。《乐府变》悼乱恶谗、依隐善托，发扬了白居易的“教化”之义；拟古组诗、怀人组诗在清诗中的数量之多，甚至很多清人径直接续弇州作品而略叙中古渊源，亦足称影响“广大”，这些都是对诗脉的延续与拓新。而大量的社交赠答诗，既无诗艺之精，又无闲适之态，在传统的批评语境中被视为“迷路之诗”，却通过文学酬唱构建起了一个“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的开放型社交圈层，这是对中下层诗人“以诗行谒”的积极回应，又何尝不是一种接地气的“广大教化”呢？诗坛高位者与众同乐的“广大教化”宋已有之，北宋宰相晏殊被宋祁奉为“今世之工为诗者”“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惜存世仅百余首，徒有创作之“华”而未尽刊传之“实”，这是印本时代的诗人们尤须警醒的。故“情事景物悉备”并以组诗形态加固之，成为王世贞的创救之法。

　　传统批评家们对“广大教化”的认识，无论其论说对象为白居易、苏轼还是陆游，都限定在诗歌的范围内。但“文备众体”是评价近世中国作家的重要标准之一，元明以后俗文学异军突起，而对古典文学的通俗性来说，基于读者的“广大”要比基于风格的“教化”更利于打开批评之局面。王世贞之于《金瓶梅》《鸣凤记》《艳异编》等俗文学作品的署名固然存在争议，但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文人，这种争议之所以汇聚在王世贞身上，本就是其前瞻性思想的一种反映。王世贞在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单立“说部”一类，对包括《水浒传》《西厢记》在内的“宇宙四大奇书”的赞赏，对《金瓶梅》钞本的家藏及各种传闻的形成等，都指向了他在文学领域的开阔襟怀。早二十年的李开先，晚二十年的汤显祖，他们的俗文学创作成就皆胜过王世贞，但在俗文学的流播效应上，却不如弇州那般有话题热度。换句话说，王世贞本人虽未有俗文学的深入实践，却是俗文学“随应演说”的最佳“流量担当”。

　　在名篇《乐府变》中，王世贞标举杜甫新题乐府之“即事命题”为“千古卓识”；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赞誉弇州将“广大教化”列于“诗家正宗之外”，亦为“千古卓识”。以今人文学史观视之，无论“诗家之外”还是“正宗之外”，都代表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正变”叙事之外的一种开放眼光。《艺苑卮言》定稿于隆庆六年，当时他锐评“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但类似的激讦想法，亦随着李攀龙离世后自己独撑复古大局而有所变化。总的来说，在文学创作的精度与宽度上，王世贞有意识地选择了后者，直至清中叶，他依然保持着“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的称誉。他对“广大教化”的文学认识或有违首倡者的本意，却赋予了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另一种内涵，并走出了一条身体力行、与时俱进的近世实践之路。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