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红山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座宝库，郭大顺先生长期扎根田野考古，不但走进了这座宝库，而且是走得最深看得最远的那个人。他的《红山·牛河梁考古记》，以简约平实的笔触，为大众打开了这座宝库的大门。展卷读来，美不胜收，那些沉睡了五千多年的坛、庙、冢、龙、凤、龟，都在字里行间变得鲜活起来。

女神头像侧面 资料图片

　　全书共六部分，标题分别是曙光初照、石破天惊、红山女神发现记、一览红山玉、礼出红山、古国遐想。配有大量精美图片，特意做成32开小开本，翻阅起来很顺手。

　　我读后的第一个感受，是扑面而来的现场感，充满考古一线的鲜活思考和追问。

　　作者对红山文化遗址的系统性研究，从1979年领队发掘东山嘴遗址正式起步。当首次清理出10多米长的规整石墙，以及双龙首玉璜、绿松石枭饰时，他忍不住问自己：这些真的属于红山文化吗？但随着后续方形石墙基址、石砌圆坛、陶塑女人像，以及大量典型的红山文化彩陶接连出土，再结合碳十四测年，他逐步认识到，这处祭祀遗址确属红山文化。

　　牛河梁的发现则始于1981年，作者为追寻老乡家中“玉笔筒”的出土地点踏上牛河梁，当年就在一座墓葬里清理出了玉环。在此之前，海内外博物馆和民间收藏中红山文化玉器数量不少，但年代难以定论，一般将其判定为商周时期甚至更晚。20世纪70年代胡头沟、三官甸子遗址虽发现在砌石墓中有随葬玉器的情况，但这些玉器是否一定属于红山文化，有不同意见。直到1983年后正式启动牛河梁遗址的系统调查发掘，一座砌石墓中典型的红山文化玉龙和玉斜口筒形器同出，“考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器终于一锤定音”。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联壁 资料图片

　　全书最动人的段落，当属作者记录女神头像出土的过程：“渐渐地一个人头的轮廓显现出来了……剥离更加小心翼翼，接着头顶、脸颊、眼部已显露出来。一尊女神头像终于出土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乎露着经漫长等待后重见天日的喜悦。”这是跨越五千年的“女神”的喜悦，更是考古人扎根田野，终于目睹“女神”真容的喜悦。

　　第二个感受是新见迭出，真正做到了把精深的学术创见以朴实轻松的笔触传递给大众。

　　考古学家写普及读物的不在少数，但像郭大顺这样躬耕田野，用近五十年时间深入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沉淀出一整套原创学术见解，又在耄耋之年亲笔为大众梳理成书的，在国内考古界并不多见。

　　作者观察到圆形积石冢的石砌边阶内侧，往往竖放一圈无底的彩陶筒形器，推断其功能与祭祀沟通天地相关，和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异曲同工，于是将其命名为“陶琮”。勾玉形玉器一般被认为是“玉佩”，但作者注意到墓葬中基本保持原状态的，都位于靠近右臂一侧而非胸前，与其他文化墓葬中钺的放置位置相同，从而推断勾玉形玉器原本是安柄使用的权杖类玉器，只是它象征神权而非军权。对于牛河梁女神像的性质，作者提出其为“神化了的祖先偶像”，和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维纳斯女神”像有着本质区别。进而认为红山文化存在女神庙祭祖、圆坛祀天的“北庙南坛南北轴线格局”，与后世文献中“祀天于南郊”的记载吻合，由此提出“礼出红山”的论断。

　　作者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蚕切入，抓住蚕或蝉蜕变的神秘属性，联想到蚕吐丝成茧的特殊意象，推断远古先民养蚕的初衷，与沟通天地、占卜通神的原始信仰相关。再联系《左传》中“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指出红山人以玉模拟蚕的形态，将玉、帛的通神功能合为一体，认为红山文化具有“通神为礼”的文化内核。书中还提到红山文化具有“唯玉为葬”“唯玉为礼”的鲜明特征。作者注意到牛河梁遗址有随葬品的墓葬，绝大部分仅随葬玉器，由此联想到王国维对“礼”字的经典解释——“二玉在器之形”，进一步论证“礼”的本义就是“以玉通神之器”。

　　红山文化为何能被称作“古国”？作者提供了多个方面的证据：积石冢展现出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结构，中心大墓凸显的“一人独尊”的王者权力，积石冢墓葬中集中随葬玉器体现的通神权独占，祭祀性聚落的大小分化等，颇有说服力。如果以后有居住性中心聚落的发现，“红山古国”的历史面貌将会更加丰满完整。

　　第三个感受是立足田野，观察细致入微，又能放眼古今中外。

　　细微观察方面，书中以对牛河梁女神像的描摹最有代表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这些都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耳较小而纤细，面部表面圆润，面颊丰满，下颏尖圆，又深富女性特征……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使炯炯有神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更是神来之笔。”作者笔下的女神栩栩如生，本身就是“神来之笔”！

　　宏观视野方面，面对牛河梁第十三地点直径数十米的巨型圆丘，作者将其与埃及的马斯塔巴和金字塔做比较。论证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是“天坛鼻祖”，注意到其采用长条岩石块竖置的营建方式，与英国、日本等地四五千年前的环状列石存在耐人寻味的相似性。至于结合古代文献的论述，更是散见于全书。

　　第四个感受是勾勒出代代相继的学术传薪脉络。

　　考古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几代人接力奋斗的共同事业。书中没有只写个人的考古经历，还回溯了前辈的奠基、师长的引领、同行的启发。开篇就讲到安特生1921年在锦西沙锅屯的发掘，梁思永先生1930年在林西的田野调查，特别提到梁思永向尹达先生建议，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加入赤峰红山后遗址的材料，尹达由此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作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他的老师苏秉琦先生。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点，应从中原地区转向辽西地区，这为作者深入研究红山文化指明了方向。书中记录了苏秉琦先生对牛河梁女神像的经典论断：“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作者结合牛河梁及其他遗址出土的人物雕塑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些造像既有远祖与近亲的区分，也有个祖与共祖的不同。他还提及苏秉琦先生对勾云形玉器的判断，认为其与红山文化的勾云纹彩陶渊源深厚，又受到中原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玫瑰花卉纹的影响，可称“玉雕玫瑰”。

　　作者写到，梁思永早年就敏锐捕捉到红山文化兼具南北双重文化属性，而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红山文化因素，更是为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物证。苏秉琦指明红山文化正是南北两个系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晶，还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著名诗句。作者就是循着南北交融的线索，对红山文化展开越来越深入的探索。

　　书中还记录了学术探索路上的同行启发。对于一件玉佩上龙凤合体形象的完整释读，前后花费了两年时间，老同学林沄的提醒给了他很大启发。关于玉斜口筒形器的性质，因刚发现时多位于墓主头下，曾被推断为冠饰，但后续发掘中也有不少出土于墓主腰部，凌家滩遗址的发掘者张敬国先生等提出其为与占卜相关的玉龟壳的观点，作者表示认同。

　　全书落脚于对古史传说的探索：红山文化究竟是谁创造的文化？作者结合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等文献记载，注意到涿鹿附近的桑干河上游正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汇碰撞的关键区域，联系到红山文化拥有层级很高的“坛庙冢”礼仪性中心、崇拜“熊”的传统等，推断红山文化属于五帝时代前期的黄帝文化。这一推论虽尚有可商榷的空间，却为打通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探索路径。

　　对红山文化和中华文明探源感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本大家写的小书。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