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我们正面临着一项重大的时代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项任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进程的必然产物：当这一进程发展到特定的时间节点时，它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等——也要发生相应的更新与转型。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构建中国当代哲学，既具有时代重要性，又具有艰巨性与紧迫性。

　　一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其基本性质来说，并不是指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中国色彩、中国元素或中国题材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指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我主张”。

　　哲学在本质上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起作用的，它在历史上往往构成思想变革的先导，并由此在社会变革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当然这种变革本身终究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历史性进程之中。伴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刻转变，中华民族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的学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也从总体上呈现出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对外学习进程，而这一进程又是同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本质相关的。如果不经历这样的学徒状态，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就无法实现。因此，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历史性发展来说，这样一种状态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如果一种学术始终只是停留在学徒状态中，那么，它还是未成熟的。事实上，从学徒状态转向自我主张，构成了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举例来说，中世纪以来的哲学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作为“神学的婢女”），而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决定性的标志，西方哲学才开始返回到自身的基地并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近代以来的历史学曾长期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直到“历史批判”能够决定性地分辨自然经验和历史经验时，史学理论才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不同民族间发生的情形是与此类似的，正如我们在个人的成长经历或学术经历中所能观察到的一样。

　　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在其历史性发展中形成立足于自身的学术主张，从而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规定“当代中国哲学”的：它意指当代中国哲学学术的各个领域，并从属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因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时代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与时代具有最本质的联系，黑格尔把哲学称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而马克思则把真正的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对于特定的民族来说，哲学之单纯形式的意指便用来表示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和精神的核心，并集中地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因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就意味着我们要立足时代状况与时代任务，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学术主张，构建自主的哲学体系。

　　二

　　就学科归属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本质功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构建中国当代哲学的指导思想，为学术理论提供方法论指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上批判地脱离了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它要求学术理论能够持续不断地深入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从而使学术理论中普遍的东西（概念与范畴，原理或原则）能够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得到充分的和内容丰富的具体化。

　　虽然我们对于学徒状态的积极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但学徒状态本身却有一个基本缺陷：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并因而易于采用“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外在反思的典型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批教条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作抽象的普遍性来掌握，并且试图把它们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最终招致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从思维方式上来说，这种教条主义时常与学徒状态相联系，而其要害则在于：只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却恰恰遗忘了特定对象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然而，无论从外部取得的现成教条出自何方，它们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却仅仅适合于外在反思的运用。

　　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普遍性，实现“普遍者的具体化”。深谙辩证法的黑格尔曾提出思辨具体化的要求：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把外在反思看作是主观主义的渊薮，因而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虽然马克思决定性地摧毁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体系，但却批判地继承了作为辩证法的具体化纲领：普遍性无疑是存在的，但唯当其通过特定现实本身所规定的具体化时，它才是真正起作用并具有实际效准的普遍性。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一般”时所指出的，“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引首先就在于：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任何普遍的东西（无论它们是什么，也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实现由特定现实本身而来的具体化。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不再满足于将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而是重新深入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尤其是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引无非是表明：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停滞在抽象的普遍性中只能导致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术。只有通过普遍者的具体化，真正现实的“历史科学”才得以可能。

　　在这样的方法论视域中，举例来说，由于“世界历史”的开辟，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就成为普遍的历史性命运。然而，这种普遍性的真正实现，只有根据特定民族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而脱离这一具体化来设想的任何现代化方案，只不过是主观主义的空想或浪漫主义的虚构罢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上的情形同样如此。与任何其他的理论一样，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无疑是普遍的。然而，这样的普遍性也只有根据特定对象本身的内容来得到充分的具体化，才可能具有实际的效准。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只要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被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这样的意义上，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得到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外在反思的要害就在于执着于抽象的普遍性，并试图将这种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引则要求扬弃普遍者的抽象性，使之走向由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而来的具体化。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哲学来说，这一方法论指引不仅是基础性的，而且将开辟出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空间。

　　三

　　中国当代哲学的构建，同样要经历一个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历史性进程。但是，摆脱学徒状态绝不意味着放弃或拒绝对外学习，就像获得自我主张绝不意味着任何一种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一样。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在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一方面，对外学习始终是必要的和意义深远的；另一方面，自主立场的取得，则要求使外来的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并因而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只有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才能够历史性地建立起来。

　　黑格尔在讲到希腊文明的创立时说，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对着当时更为强大的东方文化；正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尼采更加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然而，希腊文化之所以最终没有沦为“机械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正在于它始终恪守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正是凭借这一立足自身的自觉意识，希腊人得以澄清其真实需要，并对外来文化加以拣选与整合，从而避免了长久沦落为东方的追随者。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开始经历着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最重要、意义最为深远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与时俱进地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哲学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哲学固然植根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中，但它本身却是以思想—文化的样式来活动并从而起作用的。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使二者在文化上“互相成就”，从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样一种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此，着眼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应当成为构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成为这一构建任务的指导方针。

　　真正的文化结合不仅以巨大的包容性为前提，而且以独特的创新性为结果。包容性意味着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而创新性则意味着建设性地改造并重铸外来的资源——这只有在自主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华文明不仅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而且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佛教的中国化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但中国人却使之全面地中国化了。按梁启超的说法，三种主要的佛教中国化成果——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只有很少的印度来历，几乎都是中国人的创造，即使是与印度渊源很深的唯识宗，也在近代中国得到独特的发挥。事实上，在任何文化结合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华文明总是展现出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包容性通过敞开自身以使文化结合成为可能，而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创新性则使这种结合得以完成。正如卡西尔所指出的，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原创性的胜利，而不是单纯的容受性。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就是去探寻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

　　总而言之，为了完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中国当代哲学理应承担起重大的使命；而为了构建中国当代哲学，不仅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全面锻炼，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指引。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指导思想来起作用的，所以，在中国当代哲学的构建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当代哲学才能够真正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够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