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再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前学术界，环境史与全球史对物种交换、疫病传播等生物因素的历史作用已有诸多阐发，但分析多停留在生态过程与社会影响的宏观层面。演化生物学揭示的种群遗传规律，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种群协同演化的历史机制，尚未被系统纳入历史分析的主流范式。美国环境史学家爱德蒙德·罗素长期推动历史学与演化生物学的交叉融合，通过《演化史：融合历史学与生物学以理解地球生命》《灰狗国度：英格兰的协同演化史（1200—1900）》等系列论著建构了协同演化史的跨学科理论框架，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

　　罗素在《演化史：融合历史学与生物学以理解地球生命》一书中强调，人类活动已构成驱动种群演化的核心力量，而种群演化引发的生物反馈也持续重塑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轨迹。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了三项相互关联的理论预设：人类活动驱动自身与非人类种群的演化；演化后果反向形塑人类历史；双方在持续互动中不断适应并彼此塑造。这一预设在《协同演化史》一文中被进一步凝练为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论框架。罗素将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与植物学家彼得·雷文1964年提出的协同演化概念引入历史分析，将其界定为不同物种种群在持续互动中相互适应从而塑造对方遗传性状的过程。为证明这一互动的普遍性，他以人体微生物组与宿主的共生关系为例，指出人类并非独立的演化单元，而是与无数非人类生命结成“共生复合体”。这一微观视角动摇了传统史学将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前提，也将非人类生命确立为与人类共同塑造历史的主体。

　　在这一框架下，罗素首先对“演化”概念予以澄清。“演化”常被误解为“数百万年间生物通过自然选择形成新物种”，但演化生物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种群内遗传性状频率在世代间的微观变迁。据此，他从三个维度作出具体界定：演化的基本实体是种群，而非物种；演化不必以物种形成为标志，任何种群层面的遗传性状频率变化均属于演化范畴；演化不必以地质时间为尺度，它完全可以在历史学关注的时间尺度内显现。如昆虫在杀虫剂选择压力下数代内即可产生抗药性，家畜经数十年人工选育即出现显著的性状分化。

　　罗素区分了人类驱动种群演化的两种核心机制：无意识选择与系统选择。无意识选择指人类在无长远意图的情况下筛选性状的过程，它在历史分析中容易被忽视。猎人为获取象牙而优先捕杀有牙大象，结果导致无牙个体在种群中的比例上升，便是典型案例。系统选择指人类通过控制动植物繁殖来定向改变其性状的过程，传统育种属于这一范畴。罗素指出，驯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定向选育。人类在获取食物等即时利益的驱动下，已悄然改变了相关物种的性状，驯化实际上是人类与相关物种长期适应的历史过程。

　　罗素借建筑隐喻揭示协同演化史的基础性地位。在他看来，经济、政治等活动犹如房屋的“房间”，而协同演化则是其“地基”。房屋不断扩建，地基反而隐没于地下，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囿于“房间”内部，将人类活动的演变等同于历史本身。协同演化史的任务，在于重勘这一长期隐没的地基，将人类与非人类种群协同演化的机制，重新置于历史分析的核心。

　　农业、工业与休闲中的协同演化

　　罗素从协同演化史视角重新审视农业革命，将其界定为一场深刻的“演化革命”。传统研究多关注定居生活、文字与国家起源，罗素关注的则是这场变革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相关物种基因库的深层改造。农业开垦为作物、害虫与病原体创造了全新的生态位，其中无意识选择的作用常被低估。人类有意驯化作物性状，却也在无意间筛选出了适应农田环境的杂草、昆虫及特定病原体。

　　人类转向定居农业之后，膳食结构发生明显转变，肉类摄入减少，维生素D的生成更多依靠皮肤接受光照完成，浅肤色基因在高纬度环境中的自然选择优势由此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牛的驯化使乳类食品成为高纬度畜牧人群的关键营养来源。乳类所含的乳糖必须经由乳糖酶分解方能被人体吸收；拥有乳糖酶持续性的个体，可以持续从乳类食品中摄取重要营养，获得更大的生存与繁衍优势，相关等位基因也在畜牧人群中不断扩散。以上案例并非罗素实证分析的核心议题，但从遗传学层面支撑了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人类与其他物种能够在代际时间尺度内相互塑造彼此的遗传性状。

　　协同演化史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不同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路径。罗素指出，英国工业化的生物基础在于美洲棉花的纤维特性。旧大陆棉种纤维较短，难以承受机械张力。而经美洲农民数千年无意识选择培育出的长纤维棉种，足以承受机械加工。18世纪，此类棉种经大西洋贸易输入兰开夏郡，支撑起英国的全棉织物生产，也为纺纱机发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罗素认为，机械化纺纱的推广高度依赖美洲长纤维棉的输入，而其普及又反向推动了全球棉花种植的系统选择，二者形成协同演化的互动链条。

　　在《战争与自然》一书中，罗素考察了一战化学战技术及其知识储备向战后杀虫剂工业的转移。战时化工企业与军事机构积累的毒剂合成与大规模喷洒技术，被移植至农业害虫控制和公共卫生领域。杀虫剂的大规模使用制造了新的化学选择压力，昆虫抗药性在数代内快速演化，人类又被迫持续研发新药剂。技术干预与生物回应之间由此形成持续的对抗性反馈。

　　罗素在《灰狗国度：英格兰的协同演化史（1200—1900）》一书中以英格兰灰狗为个案，将协同演化史方法引入休闲文化与动物社会史研究。他借“生态位建构”概念，将动物的社会功能与生存处境作为共同驱动演化的变量，追踪灰狗从贵族狩猎工具到竞速动物、再到展示对象的功能转型。1831年，英国议会颁布新版《狩猎法》，灰狗的所有权开始向市民阶层扩散。国家猎犬竞逐俱乐部于1882年建立封闭血统簿，标志着对灰狗的系统选择由此确立，此前长达七百年的混杂繁育传统宣告终结。到19世纪末，竞速型与犬展型灰狗已出现明显分野：竞速型持续筛选速度性状，犬展型则日益受制于僵化的外观标准，生理机能被迫服务于审美，狩猎功能随之退化。

　　学术史定位与解释限度

　　罗素的独特贡献在环境史的相关学术脉络中可以清晰地凸显出来。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呈现了跨洋物种交换重塑全球生态与人口格局的图景，《生态帝国主义》则进一步揭示欧洲人携带的“生物旅行箱”如何在新大陆获得生态优势，并促成欧洲的殖民扩张。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提出“微寄生”与“巨寄生”理论，揭示病原体作为核心历史动因如何影响文明进程。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将生物、地理因素视为不同社会发展轨迹的深层原因。这些研究把生物因素视为影响历史变迁的关键变量，但分析多停留在宏观的生态交换、疫病冲击与地理约束层面，遗传演化的微观机制尚未进入核心视野。罗素将演化生物学视角引入历史分析，使生物因素的研究从生态群落层面下沉至种群遗传的微观层面。他追问物种遗传特性如何在人类与非人类种群的互动中被重塑，又如何反向影响人类历史。

　　然而，协同演化史所宣称的“双向互动”，在经验证据上呈现显著的不对称。罗素的实证分析多集中于人类如何驱动棉花、昆虫与灰狗等种群的演化，而种群演化如何反向塑造人类社会，相关讨论明显薄弱。农业革命便是一例。罗素详尽论证了人类如何通过开垦与培育改变其他物种的遗传轨迹，但小麦、水稻、牛、马等关键物种的驯化如何重构人类饮食结构、定居模式与人口增长方式，如何助推社会分层与政治组织的复杂化演进，尚未给出系统论证。这些中观议题的缺失，使“双向互动”在经验层面仍呈现为人类驱动种群演化的单向叙事。尽管如此，协同演化史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二分的传统认识论，将人类与非人类种群的协同演化纳入历史叙事范畴，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边界，也为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