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东非沿海面向印度洋，是印度洋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季风在北印度洋上周期性回旋，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地区、印度沿海等地居民很早便认识到这一自然现象，他们根据季风运行规律，在亚非之间往返，与东非沿海居民开展贸易。随着贸易的持续与扩大，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也逐渐展开。公元1世纪前后，已有外来者在东非沿海短期居住。大致从10世纪前后开始，外来者在东非沿海逐渐建立定居点，部分定居点又发展为大的城镇乃至城邦，包括杰迪、曼达、尚加、基尔瓦、蒙巴萨、桑给巴尔等。在此基础上，一种以本土为基底但亦包含多种外来因素的文明在东非沿海逐渐成型并不断发展。

　　东非沿海文明中的外来因素主要体现在居民构成、社会文化生活、语言等方面。东非沿海早期居民主要是黑人，随着10—15世纪波斯人、印度人以及1500年后大量阿拉伯人移入，混血的斯瓦希里人形成，外来移民也继续存在。斯瓦希里人和外来移民多生活于城镇，从事对外贸易，住房、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也多包含外来元素。尤其是住房，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还有拱门、拱窗、壁龛、雕花木门等，与本地居民以草木泥土建造的简单房屋形成鲜明对比。东非沿海通行斯瓦希里语，它以班图语言为基础，词汇中外来语借词占比约30%，阿拉伯语借词尤为突出，占比约20%。

　　关于东非沿海文明中的外来因素及其与本土因素的互动，古代世界的商人和旅行者等留下了一些记录。由佚名作者于公元1世纪前后撰写的《红海回航记》将东非沿海泛名为阿扎尼亚，称地中海世界东部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会带着刀剑、玻璃制品等前往此地，与当地人交换象牙、犀角、龟甲等，有的还会与当地人通婚。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称穆斯林在桑给巴尔岛上占主导地位，他们与当地居民杂居、通婚。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论及基尔瓦，称它是“黑人地区”的一座“滨海大城”，但统治者源自亚洲。由佚名作者于16世纪初以阿拉伯文写成的《基尔瓦编年史》则记载了来自波斯湾地区的移民乘船抵达基尔瓦，并用布匹从当地人手中换取居住权之事。

　　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欧洲人不断涉足东非沿海。16世纪初有葡萄牙人记录道，本地居民喜欢亚洲商人的布匹，并用本地产的黄金和象牙来交换。17世纪则有葡萄牙人记录显示，蒙巴萨的亚洲商人担心黑人袭击，遂通过提供布匹等来换取安全。进入19世纪，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进入东非沿海，他们多论及桑给巴尔、蒙巴萨，称这些地方是居民杂处、高大白墙砖石房屋与低矮草棚紧挨、各种信仰都被接受的“异质混合体”。

　　总体来看，20世纪前著述者笔下的东非沿海是一个本地居民与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以及少量欧洲人等共存、互动的历史空间。这种共存、互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互利，本地居民向外来者提供木材、奴隶、黄金、象牙等，外来者则为本地居民带来布匹、珠子、瓷器、金属制品等；二是权力均衡，外来者在占据岛屿、保证自身安全的基础上扩展权力，但仍需寻求本地居民的合作；三是社会文化融合，本地居民与外来者密切接触，在此过程中有通婚，也有语言、习俗等的相互吸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整体沦为殖民地，非洲古代“无历史论”和非洲古代文明“外来论”甚嚣尘上。欧洲殖民者以城市、纪念性建筑、远距离贸易、文字系统、科学和艺术发展等为标准审视东非沿海文明，在拔高外来因素的同时贬低甚至无视本土因素。曾在肯尼亚等地任职的英国殖民官员昌西·斯蒂甘德在《僧祇的土地》中承认斯瓦希里语是班图语与阿拉伯语的混合，但班图语词汇主要与日常生活关联，而阿拉伯语词汇则指向“更文明的”观念、物品与情感。曾在桑给巴尔等地任职的英国殖民官员弗朗西斯·皮尔斯则在《桑给巴尔：东部非洲的岛都》中称，桑给巴尔岛上建筑的风格、优雅程度、审美趣味，均表明建造者属于“文明的、有文化的”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

　　英国考古学家内维尔·奇蒂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关注东非沿海考古，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在基尔瓦和曼达的考古。奇蒂克明确表示，东非沿海很早就有本地居民生活，但9或10世纪之前没有砖石建筑，发掘所获的外来商品种类和数量较少，所以不能被看作是“文明”的定居点。在对东非沿海历史进行书写时，奇蒂克往往强调三点：本土因素虽存在但价值可忽略、外来因素占主导地位、东非沿海与印度洋世界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其与非洲内陆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奇蒂克基于考古的专业研究为东非沿海文明“外来论”提供了学术支撑。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去殖民化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对“外来论”的批判也在展开。在这一过程中，非洲本土学者以及一些欧美学者逐渐明确两条思路：其一，从逻辑上看，若脱离本土因素的先在性与能动性，外来因素亦失去得以进入、运作并产生影响的条件；其二，从学术角度来说，本土因素先在性与能动性的证据相对较为薄弱，需进一步挖掘、探究。

　　研究斯瓦希里语的学者指出，虽然阿拉伯语元素在斯瓦希里语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它更应被看作是嫁接于班图语言体系这株“老树”上的“新枝”。关注东非沿海社会文化的学者则称，所谓“石头城”更准确来说应是既有砖石建筑，也有草木泥土建筑。

　　考古学的批判尤为关键。在肯尼亚尚加考古的英国考古学家马克·霍顿在1996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直指奇蒂克的考古发掘存在三点不足：发掘选址指向砖石建筑遗存集中地及其周边；发掘展开时，遗址中砖石建筑墙体的价值得到承认，夹杂其中的草木泥土建筑的墙体被忽视；进口陶瓷器及其碎片更多地被搜集，本地产无釉陶器被忽视。可以说，奇蒂克是在以被选择的证据来证明有倾向的观点。

　　部分考古学家在批判的同时也尝试寻找本地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证据。亨利·穆托罗、乔治·阿邦古、菲利克斯·查米等东非本土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肯尼亚的米基肯达和翁瓜纳、坦桑尼亚的基温加等近海内陆遗址进行考古。他们倾向于凸显本土因素，在明确本土因素先在性的基础上，强调本地居民能识别并利用外部贸易机会，能生产和转运商品并为贸易网络运行提供服务，能与外来者进行政治权力博弈，也能在吸纳外来因素的同时让本土因素渗入外来者的社会文化生活。

　　可以说，东非沿海文明“外来论”是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产物，对本土因素的刻意凸显和重点关注则受到非洲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思潮的影响。但是，它们并非截然对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东非沿海文明是一个基于文化而非种族或者“部族”的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强调东非沿海文明融合性的论述越来越多，其基本看法是：东非沿海是从大湖地区到东南亚和中国、从欧洲到莫桑比克南部的庞大贸易体系的中心，斯瓦希里人在其中扮演中间人角色，在此基础上生成并发展的东非沿海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社会；东非沿海是一个多文明持续相遇并交互的空间，不宜对其中的本土因素、外来因素进行类型化，更不应就所谓的主次、高低进行辩争。

　　2017年，英国考古学家薇恩-琼斯与拉维奥莉特合编的《斯瓦希里世界》出版。该书汇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60余名学者，他们从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商业中心、城镇、日常生活、贸易联系、器物、建筑等多个方面呈现了东非沿海文明的全貌。该书称，东非沿海文明的“特质”通过服饰、信仰、饮食、语言、起源故事、音乐、物质文化以及城乡景观等多重方式传达，东非沿海是一个“独特、引人注目而复杂的‘世界’”。

　　从20世纪前对本地居民与外来者共存、互动的描述，到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外来论”，再到非洲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思潮影响下对本土因素的凸显，最终获得更广泛认同的是对东非沿海文明融合性的承认。从描述共存到分辨内外，再到诠释融合，围绕东非沿海文明的书写跨越约2000年，其中的变迁呈现了东非区域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印证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期性和归于融合的必然性。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