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都市文化中心教授）

　　卡尔·马克思作为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其核心思想的锻造与形成，大多是在其后半生的政治流亡地——伦敦——完成的。长期以来，大众对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埋头治学的故事耳熟能详，却对其在伦敦经历的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日常生活知之较少。居住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空间实践，绝非简单的物理容器，它是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与生存策略的直接投射。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几处居所，恰似几个历史切片，完整记录了这个流亡知识分子家庭在19世纪伦敦城市空间中的真实处境。从微历史的视角切入，细致考察马克思家庭的居所变迁轨迹，揭示其伟大思想生产背后鲜为人知的物质图景与生活逻辑，更能透视其个人命运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阶级分化、交通技术革命等宏大叙事之间深刻而隐秘的互文关系。

　　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初到伦敦，面临生存重压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迫流亡英国。1849年初，他在伦敦西郊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安顿下来。这是一栋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联排住宅，月租金高达6英镑，屋内有独立壁炉、功能分区明确的厨房以及足以容纳全家起居的宽敞空间。这一时期的伦敦，正经历着工业资本的集聚与城市功能的急剧分化。作为大英帝国的政治与经济中枢，伦敦在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同时，城市空间也在被资本与社会关系重新塑造。如果说工业革命催生了如“棉业都市”曼彻斯特庞大的现代工人阶级，那么首都伦敦不仅吸引大量白领职员和专业人士，也吸引了国际无产者和革命流亡者。

　　搬到此地不久，马克思失去了祖国的稳定收入来源，既需偿还此前办报欠下的债务，又因语言障碍难以通过英文写作迅速谋生，家庭经济很快陷入绝境。1850年4月，因未能交清房租，法警上门，家具被查封拍卖，全家人被逐出门外。妻子燕妮从娘家带来的部分首饰、珍藏的书籍与常用家具，都在这场变故中流失。马克思一家只能在颠沛流离中寻找新的安身之处。

　　苏活迪恩街28号：贫病交加，但矢志如初

　　被逐出切尔西后，马克思一家经历了短暂的旅馆寄居（莱斯特街德国旅馆，周租金高达5英镑10先令），最终搬到伦敦著名的贫民窟——苏活区迪恩街，一个被认为是19世纪中叶伦敦工业化、城市化阴暗面的空间典型。他们先在46号丝带厂后的公寓住了半年，后搬至28号顶楼的两间小屋。其中一间是全家的卧室，另一间临街的房间则集客厅、厨房与书房功能于一体。居住于此的六年（1850-1856年），是马克思伦敦生涯中最贫困、最悲惨的时期，也是其思想创造力迸发的关键阶段。

　　迪恩街的居住空间拥挤、阴暗，狭窄的街道终年被伦敦的煤烟笼罩，空气里混杂着附近作坊的机油味与居民厨房的油烟。这里还聚集了大量来自欧洲大陆的流亡者、底层裁缝与小商贩，人口密度极高，公共卫生条件恶劣。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岁月时，直接将其描述为“肮脏的小巷、破烂的房屋”。居住在此，意味着被剥夺了安全、健康、隐私等基本生存条件。1855年，8岁的幼子埃德加因营养不良与延误医治不幸夭折。长期的饥寒交迫与精神重压，让马克思的肝病与痈疮反复发作，身体处于透支状态。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马克思依然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丰饶在这一时期形成惊人反差。每天清晨，马克思步行穿过半个伦敦城，前往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查阅经济学文献、摘抄笔记，下午再回到迪恩街小屋，在嘈杂的环境中整理笔记、撰写文稿。在这里，他完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写作，并开始起草《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稿。这间狭小的临街房间，同时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秘密联络点之一，许多来自欧洲各国的革命流亡者，都曾在此会面、讨论甚至短暂寄居。迪恩街的阁楼，成了一个流亡知识分子将切身的贫困体验，淬炼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最彻底的理论批判的熔炉。

　　北郊肯蒂什镇：郊区化浪潮中的相对安稳

　　1856年之后，马克思一家的居住轨迹出现明显转折——他们搬到了伦敦北郊的肯蒂什镇。促成这次搬迁的原因，除了经济上获得亲朋遗产，还有19世纪中后期伦敦城市空间的深层变动：铁路的延伸让郊区化成为可能。中心城区越来越被商业和办公功能占据，而肯蒂什镇等新兴郊区空间，则开始接纳那些希望逃离内城拥挤、寻求更多空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在随后近30年的时间里（直至1883年逝世），他们虽数次搬迁（格拉弗顿坊路9号、莫丹娜别墅1号、梅特兰德公园路41号），但始终活动于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郊区。

　　当时的肯蒂什镇尚处于建设初期，租金偏低。这里被视作“受人尊敬的街区环境”，空气清新，周边还分布着大片可供散步的郊野绿地。马克思迁入此处后，拥有了独立书房，可以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下高效率地工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和后续卷次的写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相对稳定的空间支持下，马克思的活动呈现新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郊区静思-市中心活动”的空间模式。他在北郊的宁静住所中锤炼理论，在市中心科芬园等公共空间组织第一国际的活动、联络各国流亡同志。但这种郊区生活，也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始终处于英国警方与多国情报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被一些邻居视为“危险的外来者”，这与迪恩街时期和底层流亡者、工人打成一片的社群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个人居住轨迹解码19世纪伦敦的城市叙事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居所变迁，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记录，更是解读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经典案例。毋庸讳言，每一次搬迁，都与其家庭财政状况紧密相关，而家庭财政的起伏则受制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地租和房价的逻辑。与此同时，这种变迁轨迹也恰好对应英国城市化演进的过程，即从早期市中心功能区的分化，到工业化进程中内城贫民窟的形成，再到铁路发展后催生的郊区化浪潮和中产阶级向郊区的迁徙。

　　从安德森街到迪恩街，再到肯蒂什镇，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资本如何重塑城市、阶级如何划分空间、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另外，马克思寻找居所、适应新环境、在异质社群中求存的经历，是无数大都市移民共同的体验，是其宏大阶级理论与全球视野最质朴的生活来源。

　　今天，迪恩街28号的建筑已改造为名为“Quo Vadis”的餐厅，外墙悬挂着官方认证的蓝色纪念牌，内部专门设置了以马克思命名的纪念厅，墙上陈列着相关画像与生平介绍，这里成为全球马克思研究者与左翼人士到访伦敦的重要“朝圣点”。而当年的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如今已融入高收入阶层居住的切尔西街区，外观虽与百年前相差无几，却没有任何标识记录这段历史。马克思最后居住的梅特兰德公园路41号，在二战后的城市更新中被拆除，如今的新建公寓外墙上，仅镶嵌着一块小型的历史记述牌，提醒路人这里曾是伟大思想家的人生终点。这些或醒目或隐秘的空间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空间-历史的场域，供后人凭吊与思索：伟大的思想，如何在具体而微的、充满张力的日常生活空间中被孕育和锻造。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