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林（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版图中，名家以其独特的论辩方式独树一帜。而在名家相关著作中，《公孙龙子》因其载有详细的辨析论证而尤为可贵。与《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十事与辩者二十一事仅存论题、无论证以说明其所以然不同，《公孙龙子》展示了这些看似悖谬的命题是如何被推演和证成的。然而，自近代西方逻辑学传入以来，人们常习惯性地以“名学”译logic（逻辑），进而将公孙龙视为中国的逻辑学家。这种比附遮蔽了名学真正的旨趣。公孙龙乃至整个先秦名学的根本，不在于构建一套关于思维形式的普遍法则，而在于通过对“名”的细致辨析来回应“名实散乱”的时代问题。

　　《公孙龙子》“三论”中的名学技艺

　　公孙龙提出的一系列论题看似诡谲，实则有一套严谨且自觉的名学方法论。我们可通过“白马非马”“离坚白”“鸡三足”这三个著名论题来观察其论证方法的具体运用。

　　1.“白马非马”：单名与复名的辨析。“白马非马”是公孙龙最广为人知的命题。从日常经验看，这一论断显然有悖常理。因为，一般认为白马作为马的子集，天然隶属于“马”这一类别。然而公孙龙的本意并非讨论现实世界中白马与马的种属关系，而是“白马”与“马”这两个“名”之间的逻辑差异。换言之，公孙龙探讨的并非经验层面上的“白马是不是马”，而是概念层面上的“白马之名是否等同于马之名”。

　　公孙龙的论证策略十分清晰。《公孙龙子·白马论》载：“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又载：“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可见，在公孙龙看来，“马”这个名指称的是“形”，而“白”这个名则是“色”，二者所指涉的对象范畴根本不同。“白马”作为一个复名，所指称的是“形与色的结合体”；而“马”作为单名，所指称的则是单纯的“形”。既然一个含色、一个不含色，那么“白马”之名便不能等同于“马”之名。故而“白马非马”成立。当然这里的“非”是“不等于”或“有差异”的意思，即作为复名的“白马”其内涵大于作为单名的“马”，二者内涵不等同。

　　总之，“白马非马”论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单名”与“复名”的区分，揭示语言符号在指称世界时的复杂性，其意图在于澄清名实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2.“离坚白”：感官路径与名实对应。“离坚白”论比“白马非马”论更为抽象。一块坚硬且白色的石头，我们通常称之为“坚白石”。但公孙龙却认为，只能说“坚石”或“白石”，不能说“坚白石”。《公孙龙子·坚白论》开篇即言：“‘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公孙龙的理由是：“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公孙龙子·坚白论》）可见，公孙龙的立论根基在于人的感官体验的分殊性：当人用眼睛去看石头时，只能接收到“白”这一视觉信息，无法接收到“坚”这一触觉信息；此时，“坚”是隐藏不现的。反之，当人用手去抚摸石头时，只能接收到“坚”这一触觉信息，无法接收到“白”这一视觉信息；此时“白”是隐藏不现的。既然“坚”与“白”这两种属性分别通过不同的感官被认知，不能同时呈现在单一的感觉中，故而它们是“离”的。

　　这一论证的核心，是对“名”所对应的“实”进行了认知论层面的分解。公孙龙实质在追问：一个“名”究竟应基于何种“实”来确立？如果“坚”和“白”是在不同条件下、通过不同感官才得以显现的属性，那么将它们强行捆绑于“石”一名之下（构成“坚白石”），便模糊了各自明确的指涉。他主张“离”，是为了让每一个“名”都能纯粹而精确地指向其对应的感觉来源，避免不同维度的“实”混杂于一个“名”之下。这种对名实对应关系的严格规定，可谓对语言精确性的极致追求。

　　3.“鸡三足”：共名与别名的辨析。“鸡三足”这个命题，表面看来更不合情理。公孙龙的解释是：“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龙子·通变论》）此处，公孙龙辨析了“鸡足”这个“共名”与鸡实际存在的两只“足”的区别。“鸡足”是一个总括性的名称，它代表了“鸡的足”这一抽象概念，其数为“一”。而当我们去数具体的鸡足时，看到的是两只实在的足，其数为“二”。将代表抽象概念的“鸡足”（一）与代表具体实物的“二足”（二）相加，便得出了“三”。

　　这个论证揭示了共名与别名之间的关系。“鸡足”作为共名，是对所有具体鸡足的概括和抽象。公孙龙巧妙利用了这一名实关系的层次差异，将一个概念性的存在（共名）与具体的存在（别名）置于同一个算术等式中，从而制造了理论上的“三足”效果。其意图并非真的要证明鸡有三只足，而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展示“共名”作为一种独立的“名”的存在，以及它与具体所指之间的关联。

　　名学的旨归：辨名以正实

　　通过上述三个论题，可以清晰发现：公孙龙始终紧扣着“名”本身，通过对名的结构（单名/复名）、名的认知基础（感官来源）、名的类型（共名/别名）进行层层剖析，来澄清语言与实在的对应关系。“坚白论”重心在讨论“坚白石”“坚石”“白石”这三个名能否成立，而未涉及命题。其他两个论题，虽涉及命题，但仍是在作“名”的辨析。因此，可以说，名家之学的终极关怀并不在于推演抽象命题，而在于通过对“名”的精微辨析，使“名”得以符合“实”。正如《公孙龙子·迹府》所言，其所以为名辨之学，在于“疾名实之散乱”；其目的则是“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故而《公孙龙子》一书的宗旨可概括为“正名实”。

　　公孙龙进行这些看似脱离实际的抽象辨析，其根本动力是现实的。他之所以“疾名实之散乱”，是因为认识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名号混乱会导致是非不分、秩序失范。因此，在公孙龙看来，辨析“白马”与“马”之名一类的辨名析理之事，有助于训练人们精确使用语言的能力，养成对名实关系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为更宏大的“正名实”政治理想奠定基础。所以，同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一样，名家的落脚点，依然是政治与伦理的实践。

　　“深察名号”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传统

　　《公孙龙子》所代表的“辨名”之法，并非名家之孤明先发，而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学术血脉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后世谓之“深察名号”。此方法不唯名家所重，亦为各家各派构建思想体系、诠释经典时所共循，遂成为中国哲学义理展开之一大运思传统。

　　孔子是这一方法的开创者。当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时，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并论证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名正实”，即以既定的名号来规约和衡量其实质，使名与实彼此对应、不相乖离。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荀子·正名》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此所为有名也。”可见，荀子将“制名”视为君王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认为“名”的确定能使“实”得以明晰，进而能“明贵贱”与“辨同异”。

　　尽管名家作为一个学派在秦汉就已消亡，但其所倡导的“辨名以正实”的传统在后世哲学中不断延续。董仲舒将这一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董仲舒强调：“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他看来，一方面，“名号之正，取之天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另一方面，“名则圣人所发天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故而，“名号”是沟通天人的关键环节。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学中“深察名号”的精神，还集中体现为一种以释字为方法的哲学诠释传统。例如，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论辩，表面呈现为“性善”与“性无善无不善”两种人性价值立场的对峙，深究内核则是一场围绕“性”这一概念的界定展开的名实之辨。朱熹训“格物”之“格”为“至”，强调穷究事物之理；王阳明则释“格”为“正”，将“格物”理解为纠正意念之偏以归其正。两人对同一“格”字的不同训释，直接导向了对“格物”工夫的不同理解，由此展开其各自不同的哲学路径。戴震通过辨析“之谓”与“谓之”两种语言形式来解释《中庸》的义理，从而重构儒家诠释原则。王夫之以“气质中之性”重新解释宋儒“气质之性”一语，亦是通过对一词之微的辨析来进行新的哲学创造。凡此种种，皆是“深察名号”的方法在义理建构与经典诠释中的具体运用。

　　故而可以说，“深察名号”乃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甚至是中国文化之一大特点。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