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思】

　　作者：袁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主任）

　　深耕胸外科临床与教学一线多年，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培养能扎根临床、直面疾苦、适配全域医疗场景的行医者，殊为重要。这份体会，来自一次又一次对基层医疗现场的观察和感受——一位身处县域的肺癌患者，他所能获得的照护品质，并不取决于几十公里外的大型三甲医院，而取决于他身边的那位胸外科医生，在资源有限、条件苛刻的复杂情境里，究竟是胸有成竹，还是进退失据。

　　可现实恰恰在这里打了结。近年来，我们在基层帮扶中反复看到一个令人忧心的画面：一些在三甲医院进修时表现不错的医生，回到县级医院后，面对没有三维重建导航、没有术中冰冻支持、没有多学科团队随时待命的真实环境，手术思路变得迟滞，决策信心明显不足。他们不是技术动作不会做，而是场景一变，节奏、判断、应变全面失准。这让我不禁反思：我们的教学，是不是在无意间制造了一种“无菌化”的温室？学生在理想条件下学到的能力，一旦脱离支持系统，就容易水土不服。遗憾的是，很长时间里，教学体系几乎没有把“约束条件下的临床决策”当作必修课。这是第一重断裂。

　　比教学场景脱节更隐蔽的，是评价指挥棒的偏移。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出台，各地探索优化医疗卫生人才职称评审机制，推进建立“破四唯”“立新标”的人才评价导向。但我们看到，在现有的成长通道里，一位能独立、安全完成复杂食管癌根治术的年轻医生，可能还是会因为缺少SCI论文而晋升艰难，“重科研，轻临床”的现象在职称评审中仍然普遍存在。这对临床医生来说，既不符合人才的成长规律，也不符合患者的根本利益。长此以往，年轻医生的时间精力被引向实验室和图书馆，而不是手术台和病床边。这是第二重断裂。

　　学科壁垒也在悄悄窄化人的视野。我观察到，在很多基层医院，胸外科、麻醉科、康复科、营养科仍然“各自为战”，多学科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住院医师的轮转常常流于“打卡式学习”——在麻醉科被动地“看”了几台麻醉，却从未真正理解麻醉决策如何影响手术方案的选择，更谈不上如何据此调整自己的外科策略。专科教育越是精深，学生越容易成为“精通一个器官的专家”，却丢失了“照护一个完整的人”的能力。这是第三重断裂。

　　这三重断裂并非彼此孤立，它们相互咬合，形成一个闭环：“无菌化”的教学容易培养出场景适应力缺失的学生，“重科研轻临床”的评价导向又影响他们远离临床磨砺，“孤岛化”的学科训练则会进一步窄化他们的临床视野。由此，基层真正需要的、能在复杂情境中独立担责的医生，反而难以从这套体系中大批量生长出来。

　　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呢？笔者认为，必须回到教学现场，寻找能够真正落地的“解法”。近年来，我们团队围绕这些痛点做了一系列探索，核心思路不是做加法，而是改变培养的底层逻辑。

　　首先，是用“逆梯度”教学填补场景适应能力的缺口。传统的进修路径是“基层到三甲”，学员学成后回到基层，但转化效率并不高——在三甲医院学到的技能，有相当一部分在基层“水土不服”。我们的尝试是逆向设计：让进修医生带着基层的真实病例走进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反复追问——“如果这是在你的县医院，没有三维重建，没有快速病理，患者经济条件也很有限，你会怎么决策？”这种基于真实约束的教学，培养的不是标准答案的复读机，而是有限资源下的决策者。我们发现，经过这种思维淬炼的基层医生，返岗后独立开展胸腔镜手术的比例从不足三分之一提升到了接近八成。这让我更加确信：教学真正的“强基”，不是把前沿技术灌输下去，而是让人在约束中长出判断力。

　　其次，是以“临床实绩积分”打破论文化的评价惯性。我们尝试推行一套更朴素的考评导向，把疑难手术完成例数、术中突发情况处置、术后并发症管理、基层带教学时以及临床小发明、小改进等，都纳入量化评价，并与绩效和晋升推荐直接挂钩。科室不再只盯着论文发表的数量，而是重点奖励那些聚焦临床痛点的实用性创新——比如自主研发智能腔镜培训系统，让基层医生在不依赖昂贵设备的情况下就能高效练习腔镜技能；再比如，把围术期加速康复流程改良、规范化手术标准化推广等“苦功夫”也作为加分项。评价的指挥棒转向哪里，年轻医生的精气神就会投向哪里。当“临床能干、基层能帮、学生能带”的人有了舞台，才更加契合医学教育的本质和初衷。

　　再次，是借“整合式轮转”打破学科孤岛。胸外科早已不停留在“开胸切肺”的粗放时代。我们取消了传统的按科室轮转，代之以按临床问题轮转：围绕肺癌、食管癌典型病例，学生同步走进影像科、病理科、麻醉科、康复科和营养科，全程参与多学科讨论、术前评估和围术期管理，而不是在各科室之间“浮光掠影”。这种训练，让年轻医生真正学会以患者为中心，跳出“专科”看“整体”，跳出“局部”看“患者”。当多学科协作从阶段性病例讨论升华为贯穿始终的临床思维训练，令人欣慰的临床创新便会自然生长出来。

　　回过头看，这三条出路其实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胸外科教学改革的核心，不是培养更“专”的人，而是培养更“全”的人。这不是降格以求，而是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对医学本质的一种回归——医学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技术的炫示，而是让每一个生命得到最恰当的照护。

　　政策可以规定资源下沉的路径，规划可以设定能力提升的指标，但真正决定分级诊疗质量的，是每一位基层医生在关键决策关口的判断力与担当。当县域医疗机构的胸外科医师，在资源有限、条件苛刻的真实诊疗场景中，仍能依托系统化的能力积淀，沉着地完成一台高质量手术；当一位基层医生面对复杂的老年患者，不再因条件匮乏而犹豫退缩，而是基于完整的临床思维做出审慎而果敢的决策，我们的改革才算真正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们培养的医生，才能在基层站得更稳。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