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 程（翻译家）

　　南京大学教授李晓愚撰写的《瀛海寻珍：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览胜》（以下简称《瀛海寻珍》，译林出版社，2026年。入选7月光明书榜），是一部系统梳理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的通俗学术著作。作者基于十余年寻访研究，从英、法、美、日、德等国的图书馆与博物馆所藏珍稀古籍中，精选了十五部稀见插图中华古籍珍本，年代跨越唐代至清末。全书以视觉图像分析为主线，从雕版印刷、书籍装帧、插图用途、图文关系、版画艺术到媒介变迁等多个维度切入，既呈现了古代制书技术与版画工艺的演进、知识传播媒介的丰富、古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揭示了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中华古籍艺术文化图景。借《瀛海寻珍》出版之际，我想结合自己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供职三十五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谈一点看法。

收藏者为《宝箧印陀罗尼经》所配引首图画

巴黎本《湖山胜概》之“云居松雪”中的一页插图

巴黎本《湖山胜概》之“云居松雪”中的一页配诗

　　就来源而论，目前收藏在海外各类图书馆或博物馆的中国古籍，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书籍收藏。收藏的动机多种多样：猎奇心理、个人爱好、汉学研究、古籍买卖等。法国历代君主皆有藏书之好。据记载，最早的王室藏书可追溯至14世纪查理五世——他在卢浮宫内收藏了近九百种写本，此举标志着法国国王图书馆的诞生，也即今日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该馆藏品最初多来自欧洲各国，而中国书籍的入藏则始于路易十四时期。1685年，法国王室第一次向中国派遣白晋、洪若翰等六位传教士。临行前，路易十四专门叮嘱他们“在传教之余，注意收集一些中国最有趣的书籍”。1693年，白晋奉康熙之命返法招募传教士，并携回康熙赠予路易十四的312册（凡22种）中文书籍。此后，国王图书馆借由传教士、外交使节、汉学家、书商及私人藏家等多方渠道，持续、系统地入藏中国文献，终成欧洲收藏中文古籍最为宏富的馆藏之一。

　　《瀛海寻珍》一书中列举的《周礼文物大全图》即属于此类藏书。这部以图解儒家经典《周礼》的古籍，经明代徽州文人吴继仕据宋本修订摹刻，辗转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书中清晰描绘了周代礼制中的器物、宫室与旗帜，是“以图证经”的典范。其经传教士与汉学家之手流入欧洲，作为中华文明的“无声使者”被收藏。同样，《瀛海寻珍》中专门用一章探讨的六色套印孤本《湖山胜概》，也是20世纪初由法国收藏家利厄里在中国购得，1943年转售给法国国家图书馆。这部集诗、书、画、印、刻五绝于一体的杭州纪游刊本，是晚明文人提升书籍艺术品格的明证。它由文人案头流向欧洲市场，再进入公共图书馆，体现了书籍收藏背后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类藏书实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然产物。事实上，18世纪法国汉学的兴起与一度风靡欧洲的“中国风”，皆离不开中国书籍的西传。以汉学家马若瑟为例，他曾为法国国王图书馆购入大批中国典籍，其中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羊城博古堂版《元人杂剧百种》即收录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若瑟将该剧译为法文出版，在欧洲知识界激起巨大反响，伏尔泰受其启发创作话剧《中国孤儿》，此剧成为法国戏剧史上的名篇。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曾感叹，国王图书馆丰富的中国藏书“足以让一个勤奋的人在想象中周游遥远的异国他乡”。从汉学史的角度观之，法国学者的汉籍收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汉学研究的状况与方向；而这些文献回流中国，亦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由此可见，这类海外中国古籍实为华夏无声的使者，在推广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类是考察和探险所劫掠。伯希和于20世纪初从敦煌掠走、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遗书，最为典型。19世纪末，欧洲开始了对中亚人文地理的考察。最早来到中亚的是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随后俄、英、德、法等国的考察队和探险家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

　　关于择取标准，伯希和有过记述，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所有他看不懂的文字，一律收留，确保不遗漏重要文本。其中包括婆罗米文、回鹘文、藏文等多种文字。第二，中文写本的取舍，依据是与已出版印本文献的相对价值而定——这需要有非凡的记忆力，在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的环境下做出准确判断。第三，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文献，以及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资料，一律收入。

　　《瀛海寻珍》中所举《捺印千佛卷》即出自其中。这件唐代卷子上整齐钤盖着数百尊尺寸相同的佛像，是信徒用一枚袖珍印模次第向纸面按压而成，这种方式与雕版“刷印”迥然不同，却暗示着从捺印到雕版的过渡。它被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出来，如今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同样来自敦煌的，还有书中开篇便浓墨重彩描绘的868年《金刚经》——那是世界上纪年最古老的印刷图书。这件经卷被斯坦因仅用四十个马蹄银锭换走，运往伦敦，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而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同样是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这件印品集图像、汉梵咒语与题记于一体，图文混排极为复杂，若以手绘完成难度极大，因此直接催生了对批量复制新技术的需求。这些从敦煌流散出去的珍宝，每一件都承载着书籍史上关键节点的信息。

　　如今，这些文物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西部的考察以及敦煌遗书的发现和研究，客观上促成了中西方学者的合作，敦煌学应运而生。在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京都龙谷大学、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柏林国立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等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敦煌项目（IDP）已经成为敦煌研究的重要国际平台。因此，面对这类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我们应当本着历史、客观、科学的态度正视这段伤痛，将重点放在保存、传播、研究与学术交流之上，充分利用数字载体，让更多人全方位地认识这批中华瑰宝的真实来历与不朽价值。

　　第三类属于战争或其他非法暴力掠夺所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所掠夺的文物与古籍即属此类。其中，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便被法国军官杜班劫掠而去。由于工作关系，我对这本古籍画册了解较多，以其为例谈一下对同类海外中国古籍的看法。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下旨：“圆明园着沈源起画稿册页一部，着沈源画房舍，着唐岱画土木树石。”几经修改、补充，全图四十幅于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乾隆为每一幅画题诗和注释，由工部尚书汪由敦书写。除少数在图册完成后建造的景点外（如西洋楼），四十幅画基本覆盖了当时圆明园全景，成为记录圆明园原貌的宝贵图像资料。从中国绘画史上看，绢本《圆明园四十景》是自五代和北宋以后形成的建筑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清代绘画受到来自传教士画师的透视法影响，在建筑画的技巧方面有很大提高。《圆明园四十景》中大多数建筑画都运用了透视法，然而土木树石画面仍受中国传统山水画影响，自然景观与房屋不成比例，多有夸张。因此，该画也是研究中国山水画与西洋建筑画相结合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实例，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杜班于1861年回到法国，并于次年将掠回的古董和艺术品送至拍卖行。《圆明园四十景》几次拍卖未果，于1862年5月2日被一名书商购得。当时的书商们为了便于出手，常把这一类大画册分页拆卖。法国国家图书馆（时名为“帝国图书馆”）得知后，很快从书商手中将四十幅诗画全部收购入藏，避免这件珍贵古籍被拆散流传民间。

　　2014年，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上海远东出版社签订合作协议，启动了《圆明园四十景》高精度数字扫描和原件仿真再造项目。我参与了该项目，并期待未来能看到原件完璧归赵。这个愿望在当时看来道阻且长。没想到，经过多年酝酿讨论，再经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表决通过，2026年5月法国政府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在这个法案框架下，包括《圆明园四十景》在内的所有收藏在法国国家和公共机构的圆明园文物，都属于可被诉求归还之列。

　　回想十余年前，李晓愚来法国国家图书馆考证、研究《湖山胜概》，“瀛海寻珍”之旅，由此开端。今书出版，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遇和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话。

　　本文图片均选自《瀛海寻珍》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