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刘凯（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院长、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持续丰富和扩展。国家安全研究，已成为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大命题。作为一门应时代之需而生的新兴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直面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关切，着力破解单一学科难以综合应对的复杂现实问题。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妥善处理主体性与开放性、要素性与系统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战略性与实证性四对张力，以筑牢理论根基、划定研究边界、凝练核心议题、构建方法体系，进而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框架。

　　以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筑牢独立自主的理论根基

　　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化主体性，又要有面向全球的学术开放性，实现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主体性确立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底色，开放性赋予理论持续生长的活力和交流互鉴的能力，二者有机融合，共同构成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

　　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引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行动指南。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承载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方法路径，它超越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对抗等陈旧安全思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面向世界的开放胸怀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理念加以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使之转化为可传授、可深化、可检验的学科知识，是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

　　二是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遵循。“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不断得到检验与丰富，孕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话语，为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基本学术范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国家安全智慧，“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忧患意识熔铸于民族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这些传统智慧得以超越原有历史与文化框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在古今贯通的开放锻造中，中国国家安全学塑造出了不同于西方安全理论的精神特质和文明底色。

　　三是以中国安全实践为理论源泉。脱离鲜活实践的知识体系，终将沦为无源之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实践，其所形成的安全实践之丰富、治理探索之复杂，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任何书本和他国经验无法替代的研究素材。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顶层设计，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基层治理的鲜活创新；从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到应对重大灾害的制度优势，这些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既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现实根基，也是最具活力的理论生长点。将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经验提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成果并向世界开放分享，是主体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的生动体现。

　　四是以开放对话为学术发展的必要路径。“自主”不等于“封闭”，更不意味着“自说自话”。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与全球学术界平等交流、理性对话过程中持续推进。西方安全研究中一些理论范式，虽然因其特定历史条件和学术传统而存在局限，但其中关于风险治理、危机管理等议题的学术成果，仍可借鉴参考。中国国家安全学应坚守独立自主的学术立场，平等、自信地与不同学术传统展开对话，以全球安全倡议为重要依托，主动参与全球安全知识体系构建，在文明互鉴中主动阐释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国际安全话语格局，在内外双向互动中巩固主体性、拓展开放性，实现二者动态平衡、协同共进。

　　以要素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划定清晰明确的研究边界

　　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自身能否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廓清研究边界。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极大拓展国家安全研究视野与实践维度的同时，也极易导致研究边界的泛化与失焦。为国家安全学划定清晰明确的研究边界，必须坚持要素性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既要深入研究各类安全要素，又要统摄于总体格局的系统视野，实现要素剖析与整体把握的双向贯通。

　　安全领域研究是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治、国土、军事为重心的传统安全观，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经济和社会安全，再到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演进脉络正是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不断深化的历史缩影。国家安全学要研究具体安全领域的问题，但并非泛泛关注所有安全问题，而是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研究影响国家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换言之，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可能迟滞或中断民族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领域间关系研究是关键。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各领域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形成一张异质耦合的安全网络。不同领域间连接方式不同，传导路径或直通、或分支、或汇聚、或反馈；一些领域居于网络的枢纽位置，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还有一些领域虽处于网络边缘，但是一旦与其他领域风险叠加，便极易引发系统性震荡。所有这些结构特征与关联机理，都有赖于对领域间关系的结构形态与传播特征进行研究。

　　总体格局研究是核心。在各安全领域及其相互关系之上，存在更高层次的“总体”维度。各安全领域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二字，重在把握各安全领域的系统关联、各要素的动态平衡。总体格局研究致力于回答的是各领域风险交互作用会催生怎样的系统性风险，如何防范各类风险内外联动、累积叠加。这些问题只有在总体层面才能被提出，也只有通过总体视角才能被解答。国家安全各领域通过有机联系生成的系统功能，远非单项指标简单加总可以比拟，这正是“总体”的要义所在。

　　以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凝练时代关切的核心议题

　　国家安全学的生命力，根植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之中，即每一个研究命题，既要具备严谨的理论解释力，又要拥有鲜明的实践指导力。基于上述理论根基与研究边界，国家安全学应立足于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时代要求，提炼出若干事关全局、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

　　一是风险跨域传导机制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各类威胁挑战持续增多，风险联动叠加效应愈发明显。单一领域出现的波动，可能通过复杂系统迅速传导、蔓延至其他领域。厘清风险跨领域传导的内在机制，从纷繁复杂的关联中识别关键传导路径与脆弱节点，既是实现精准防控、切断风险链条的前提，也是关乎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战略转型的关键。

　　二是风险耦合放大机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现代社会安全风险往往不是单点爆发，而是多点共振、非线性叠加。不同性质的风险在特定条件下交汇，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要防止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防止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就要研究风险的耦合机理与演化规律，在风险交汇放大、形成系统性冲击之前进行有效干预与阻断。

　　三是风险临界识别与预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局部风险累积到什么程度会从量变转为质变？如何判断安全从稳定态滑向失稳态的临界阈值？这些问题与防范化解风险的战略主动权息息相关。因此，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系统预警模型，持续提高对各类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既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实践急需。

　　四是安全权衡的原则与模型问题。在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效率与公平多重关系之下，如何确立决策原则？中国国家安全学要超越西方理论中采用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排序与底线思维原则。在任何决策中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和福祉置于优先位置，构建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动态平衡多元目标的理论模型，为复杂情境下的安全决策提供学理支撑。

　　以战略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构建“谋”与“证”的方法体系

　　有了理论根基、研究边界与核心议题，还需要构建与之适配的科学方法体系。国家安全学方法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战略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既要有“谋”的战略判断提供方向，又要有“证”的实证支撑检验方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

　　一是以战略思维统领研究全局。国家安全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单一领域、孤立事件的研判，必须树立“观大势、察风险、谋远略、控全局”的战略思维。要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要跳出局部看整体，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始终保持对国家安全全局态势的清醒把控，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是以历史视野涵养研究纵深。国家安全学研究应当将现实置于长周期的历史演进中予以考量，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安全态势演变机理、探究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研判未来发展趋向。要善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研机析理，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这种基于历史规律的预见性，正是确立学科历史主动性的关键所在。

　　三是以前沿科技强化研究支撑。面对国家安全领域各类要素深度交融、系统格局日趋复杂，前沿科技方法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风险的感知、评估与预警以及战略预判能力提供了科技依托，推动了国家安全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分散研判向系统集成转变。归根结底，一切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都必须服务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根本目标。只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促进战略研判与技术工具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才能真正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