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教授）

　　盖伦（约公元129—216年）是罗马帝国治下著名的希腊医学家，约有150部医学著作存世，内容涉及生理学、解剖学和药理学，可谓著作等身。其医学作品在身后逾千年间广为流传，经历了沿小亚细亚、叙利亚、拜占庭及阿拉伯帝国一线辗转传布，并最终回输西欧的奇妙旅程。这一漫长的旅程伴随着古希腊语、古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和转换。每一次语境转换皆非单纯的译介活动，而是裹挟着再诠释、本土化接受与理论争议的知识再生产活动。盖伦医学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是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史的生动案例。

　　盖伦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16岁时转而学医，先后在帕加马、士麦那、科林斯以及古代世界伟大的医学中心亚历山大城游学，从而深受古希腊医学的影响，被称为“希波克拉底式”的医者。公元162年，盖伦前往罗马，因出色的诊疗与辩论技艺先后担任安东尼王朝、塞维鲁王朝的御医。盖伦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罗马完成的，他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并加以系统化，使之成为西方古典医学的核心理论框架。在盖伦逝世近一个半世纪后，医师奥里巴西奥斯应罗马皇帝朱利安的要求，将盖伦的关键医学理论整理成《医学汇编》，帮助医生快速获得必要的专业知识，这进一步巩固了盖伦医学在古典医学中的核心地位。

　　4世纪末之后，蛮族持续南侵，罗马帝国的政治和文化重心逐渐东移至君士坦丁堡，盖伦医学亦由此在拜占庭帝国延续。在这里，盖伦医学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其一是简要、易理解的摘录或手册，基本构成了拜占庭医学著作汇编的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埃梅萨主教内梅西奥斯撰写的《论人的本质》，书中大量摘录了盖伦《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的关键内容。另外，盖伦在《论脉搏的不同类型》《论脉搏诊断》中关于脉搏幅度、力量、速度、频率和软硬度的具体论述，成为塞奥斐洛斯等拜占庭医生进行诊疗的直接知识来源。其二是为专业人士提供的学习教材。6世纪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医学院将盖伦的16部著作精选为教学核心内容，基于此，又衍生出大量评注本、改编本。这些被摘录和选定的希腊文著作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它们成为后来叙利亚语译本、阿拉伯语译本的主要底本；第二，盖伦的理论被简化为手册、指南，教条色彩渐浓，至迟7世纪初，出现了被称为“盖伦主义”的现象。可以说，盖伦医学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得到广泛的接受与较好的传承，最终确立了其在医学领域的权威地位，但同时也是其医学理论教条化的开始。

　　7世纪中叶之后，盖伦医学在阿拉伯帝国获得充分发展，包括翻译、接受与修正三个阶段。首先，伍麦叶王朝便出现针对盖伦著作的零散翻译，此后，在8世纪中叶兴起的“百年翻译运动”中，盖伦的医学著作被“智慧宫”学者有组织地翻译为阿拉伯语。9世纪翻译家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在《书信》中介绍了129部盖伦著作的翻译情况，其中就包括传承自埃及亚历山大医学院的16部精选著作。其次，以拉齐、哈利·阿巴斯、阿维森纳、伊本·鲁世德为代表的医学家接受了盖伦的医学理论。拉齐被称为“阿拉伯的盖伦”，在其《医学集成》《曼苏尔医书》中引用、抄录了盖伦关于气质、性情和神经系统的论述；阿维森纳作为阿拉伯医学的集大成者，在《医典》中提及盖伦及其观点近300次，高度融合了以盖伦为核心的古典医学理论，建立起综合性的“希腊—阿拉伯医学体系”。最后，阿拉伯医学家通过临床观察和实践，修正了盖伦医学中的错误内容。如拉齐在《天花与麻疹》中指出天花的症状是背痛，而麻疹的表现是烦躁恶心，修正了盖伦此前将二者混同的模糊认识；阿维森纳补充了“麦地那病”（一种寄生虫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并将盖伦的四种疼痛类型扩展为十五种。总之，从译介到尊崇、再到超越，盖伦医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翻译和转换，更是理论上的完善与修正。

　　如果将阿拉伯翻译运动视为盖伦医学在中世纪的第一次大规模复兴的话，那么，自11世纪末西欧兴起的翻译运动，则推动其在地中海世界的第二次大规模复兴。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及其地中海霸权的衰微，以1085年收复托莱多为标志，地中海周边新兴的基督教王国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反攻。密切的族群交往，以及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营造了活跃的学术氛围，知识的天平再次向西欧倾斜。盖伦医学由此开启了多元文化中心的重新整合，并深刻影响了此后西欧医学发展的走向。

　　11至12世纪是盖伦医学在西欧的翻译阶段。翻译活动的范围集中在西地中海周边，尤以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意大利中南部最为活跃。根据“盖伦拉丁文献目录”电子数据库的统计，流传最广泛的15部盖伦医学拉丁文本，其翻译时间集中在公元1076年至公元1193年。这些拉丁文本主要来自希腊文抄本、拜占庭汇编和阿拉伯文译本；翻译语言主要有两种：从希腊语到拉丁语，以及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非洲人康斯坦丁、克雷莫纳的杰拉德、比萨的布尔贡迪奥等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康斯坦丁和杰拉德主要通过阿拉伯文本转译，代表了阿拉伯世界保存和加工的盖伦医学知识；而布尔贡迪奥则从希腊文本直译，代表了更加“原汁原味”的盖伦医学复兴路径。

　　最初，这些拉丁文本主要在修道院和世俗的医学院使用，但从13世纪开始，逐渐成为西欧新兴大学的教科书。11世纪末期，意大利中部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整理了一部医学入门选集《小技艺》，涵盖希波克拉底、盖伦、菲拉雷图斯、塞奥斐洛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的著作，其中便包含盖伦的《医学技艺》。此后，《小技艺》被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医学院指定为专业教材。13世纪左右，随着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的兴起，西欧对标准化医学教材的需求激增，《小技艺》便作为一套成熟的教材选集被广泛采用，盖伦医学因此在西欧迅速传播。此后，盖伦的名字常与另外两位医学权威希波克拉底和阿维森纳同时出现，被认为是西欧医学教育的权威。

　　与此同时，盖伦的医学理论也不断遭到挑战。13世纪后期，阿拉伯医学家伊本·纳菲斯最早提出血液通过肺部进入心脏，驳斥了盖伦关于心室之间存在“微孔”的错误学说。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世纪西欧科学革命兴起，伴随着人体解剖学的新发现，以及“实验—观察”之风的盛行，医学界对盖伦的学术批判愈发激烈。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利用化学、炼金术等公开挑战传统的“体液学说”；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在《人体的构造》中精确描述了人体骨骼、肌肉组织，否认人脑底部存在血管网络；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心血运动论》中论述了血液的肺循环理论，主张心脏通过收缩而非扩张推动血液流动，彻底颠覆了盖伦的血液运动观。这些新观点共同对盖伦的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框架构成了持续而深刻的挑战，使其逐渐从不可置疑的教条，转变为可供批判和选择的知识传统。时至今日，盖伦医学虽不再被直接应用于临床实践，但其整体健康观、气质学说等，仍然对现代预防医学、心理学的发展有所启发。

　　总体来说，盖伦医学的建立、传播、接受和批判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多元文明共同塑造的结果。盖伦医学在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并不是知识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搬家”行为，而是不断被转化和再生产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的整理与汇编，阿拉伯的临床经验，西欧的标准化教材，层累地塑造了盖伦医学的主体内容。尽管在近代科学革命兴起时，盖伦及其学说被作为旧医学权威的象征而遭到激烈批判，但不能就此否认与割裂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与近代科学之间的承继关系。要厘清西方医学的发展脉络，必须回溯盖伦；要理解当代医学何以如此，亦无法绕过盖伦所奠定的知识传统。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