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写边画】

　　作者：肖复兴（散文家，《人民文学》杂志原副主编）

　　一

　　那天早晨，我乘坐无轨电车，路过一条繁华的大街。风很大，刮得电车的两条“长辫子”和头上的电线呼呼直响，吹得路旁树的枝叶醉汉一样东摇西晃。即使这样猛的风，也阻挡不了前来逛商店的人们。时间还早，商店的门没开，人们聚集在门外，大街上显得很挤，电车开得很慢。

　　就在这时，我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小男孩，也就四五岁，穿着一身蓝红相间、厚厚的绒衣套装，滚圆滚圆的。他伸出双手，绷直双腿，斜着身子，几乎和路面成45度角，正在使劲地顶着路旁的一个牌子。那是个指示地点方位的路牌，大概早已坏了，牌子掉了漆皮不说，还弯曲耷拉下一角。风实在猛，把木支柱吹歪了，小男孩想要力挽狂澜，不让牌子被风吹倒。

肖复兴绘

　　那个牌子的高度起码是小男孩身高的两倍。牌子下的小男孩显得越发矮小，他却鼓着腮帮子，拼命想把木支柱推直。那样子十分可笑。小男孩旁边的那些大人，包括他的父母，要不看着他觉得好玩好笑，好像看一出滑稽戏，要不显得无动于衷，好像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儿意义。

　　小男孩却依然和牌子较着劲。那样子，颇像堂吉诃德独战风车，旁若无人，充满一种自信和自豪。那样子确实让人觉得好笑，但也让我感动。大概，只有孩子才会做这样的无用功。他以为生活的现实，和童话剧里演的那样，一只温暖的小手轻轻一摸，冬天里冻僵的玫瑰，立刻就可以重新绽开花瓣。

　　于是，即便无用，他也在努力着。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大人不再相信童话，也失去了孩子的童心和那一份真诚。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出现奇迹，童话一般，风突然改变方向，帮助他让那个牌子直起腰来。

　　这时，电车开走了，我看不见那个小男孩了。我不知道这个童话剧的结局如何，但我敢肯定，商店的门终于打开的时候，他被父母从牌子前拉走了，他虽然不甘心，却无可奈何。

　　二

　　好多年前的夏天，北大吉片还没有拆迁改造。一天下午，在保安寺街上来回转了一圈，一直走到街东头，出现了三岔口，想去北大吉巷，却不知该往哪儿走。问站在街边乘凉的街坊，话刚落地，身后便传来了响亮、爽快的话语声：“去北大吉巷，跟我走！”转身一看，是位老爷子，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男子，年纪得有四十，老爷子也得是六十往上了。看样子，是父子俩。

　　我跟着老爷子折回，往西走。老爷子对我说：“刚才你来过我们院子。”这话透着亲近，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是老北京人的风格。我这才注意到，他说话虽然声音洪亮，但多少有些吃力，每个字之间有些间隔，不那么顺畅。心里暗想，他的身体多少也有些问题，儿子的毛病也许是遗传。

　　右手往北有一条小胡同。老爷子推着轮椅，在路口停住了，他用手一指，告诉我：“就走这儿，走到头是南大吉，再走，就是北大吉。”我问了一句：“走到头，往右拐，还是往左拐？”这话好像问住了他，他有些犹豫，低着脑袋，想了想，抬起头来告诉我：“往右。”

　　我向他道谢后告辞，刚走两步，身后又传来他的话语声：“是往右。”那话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再次叮嘱。我禁不住回过头，他正伸出两只手，眼睛来回转，看看右手，又看看左手，最后确定，是往右，没错。他的儿子倚在轮椅上，眼睁睁地望着他，多少有些奇怪父亲的举动。老爷子冲我笑笑，摆摆手，让我赶紧去找北大吉巷。

　　他这小小的举动，让我感动。一路走一路想着他那来回比画看着手的样子，他不像老人，倒像是孩子。智力障碍者，有时比健全的人更认真，更善良，更可爱。对比我们荆棘丛生般芜杂的心，他们的心地单纯得像孩子。

　　往右拐，是一街槐花的清香。

　　三

　　我家楼前不远的街头，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那时候，跟如今小汽车普及一样，谁家没有一辆自行车？人们常会去那里修自行车，我也常去。

　　修车的师傅是陕北的农民，娶了插队到他们村的一个北京女知青。一个土坷垃，愣是找上了城里的女娃！后来，女知青带着孩子返回北京，住在这附近的父母家中。熬不住对婆姨和孩子的思念之苦，他也脚跟脚地来到了北京。没有工作，寄人篱下，城里的花销又大，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也得干点儿什么。于是，在马路旁的便道上，他摆起了这个修车摊，每天守株待兔般等候上下班路上车坏了需要补胎或要给车打气的人，挣个零花钱。

　　他的修车摊，每天都要摆到天色将晚，有时候，路灯亮了，也不收摊，就着路灯的光，能多修一辆是一辆。

　　那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上中学，每天放学回家，骑着自行车路过他的修车摊，也不停下来叫他一声，好像根本不认识他一样。有时候，妻子做好饭跑出来，叫他好几遍回家吃饭，他才恋恋不舍地收摊。

　　这些年下来，乡音无改鬓毛衰，到底是老了，儿子大学毕业，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还住在老楼，老伴的父母去世后，把房子留给了他们。儿子早买了新房，偶尔开着辆SUV，带着孩子，过来看看他们老两口。

　　他还在街头摆他的修车摊，儿子劝他别摆了，说现在家里不缺钱，再说人们都骑共享单车，修自行车的少了。老伴从不说这话，知道对于他来说，这修车摊是个抓挠儿，又像儿子养的一只宠物狗。有时候，儿子开车回家，经过他的修车摊时会停下来，把小孙子放下来，和爷爷一起玩。那是街头的温馨一景。

　　修车的人少了，但来的都是回头客，老熟人，大家都管他叫老陕或老哥。心情好时，他会随口溜出好多酸曲来，都是陕北信天游里关于男欢女爱的歌。他的嗓子不错，人们隐隐能想象当年他还是小伙子时的样子。

　　四

　　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我比他早回来几年，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待业在家，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为了生计，每天黄昏，他卖晚报，一份报纸能赚一两分钱。虽然钱少，也算有个营生。

　　我们两家挨得很近，每天放学之后，没事的话，我会和他一起跑到街头卖报。那是条老街，一头对着喧哗热闹的大街，来往的人多，报纸好卖。那时候，没有手机，看晚报是不少北京人的习惯。下班后的路上买张晚报，回家就着晚饭和二两二锅头，看看晚报，和眼下瞄几眼手机上的新闻或逗乐的短视频一样，解解闷。

　　站在街头，我的嗓门儿比他大，使劲儿吆喝着。他的力气比我大，一摞报纸死沉死沉的，大多抱在他的怀里。

　　有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抱在怀里的报纸，被风吹跑了几张，他上前追报纸，可怀里的报纸一张张地又被风刮走，像张开了翅膀的小鸟，纷纷扬扬地落在街头的角角落落。我也赶紧跑过去捡报纸，却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狼狈不堪。

　　正是下班的时候，很多路人，他们帮助我们把散落在街头的报纸一张张地捡起来，递到我们手中。我们是那么幸运，在街头感受到人们给予的温暖。

　　如今，那条老街早已消逝，拓宽的马路旁，盖起了一片漂亮的商厦。

　　街头再也见不到怀里抱着一摞晚报卖报的人了。

　　五

　　我常想起岳老爷子。

　　二十多年前，我在街头遇见了他。那天，我在寻找福寿堂旧址。福寿堂是京城一家有名的老饭庄，内有舞台，可以唱戏。福寿堂有名，还在于这里是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个叫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带着机器和胶片，在福寿堂的戏台上放映电影。我寻访多次，一直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心有不甘。那年秋天，我再次来到老街，正向街坊打听，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子走到我身后，问我想去哪儿。我告诉他找福寿堂。他一把拉着我的手往西走去，走了大约一百米，指着路北的一座院子说，这就是福寿堂。两扇斑驳的红木门，沧桑无语。老爷子告诉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福寿堂办不下去了，一度改成了旅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这里成了银行的宿舍。

　　院子里，所有人家的门都上了锁，空无一人，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转回去找那位老爷子。他正在一家小卖店里卖东西。我走进去，谢了他。聊起来，知道老爷子姓岳，77岁，在自己家开了这家小卖店，卖点儿烟酒饮料。他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铜铺，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难怪他对这里知道得这样门儿清。

　　关于老街的历史与地理问题，我求教于他；我画的老街地图，也是在老爷子的指点下完成的。十几年前，老街改造，我又去了一趟，顺便想看看他。他家已是人去屋空。门前的马路挖得很深，工人们正在作业，重新铺设各种管线。

　　我冲着空屋子大喊了一声：“岳老爷子！”街头响起空荡荡的回声，作业的工人纷纷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我。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