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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才论道】
作者:栾天罡(五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不仅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潮汕文化热”,也在海外反响强烈。很多华人观众感慨,影片讲述的下南洋谋生、一纸侨批寄乡愁的故事,正是祖辈漂洋过海打拼的真实人生。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可谓跨越了方言、地域和年龄,一封封侨批中蕴含的朴素情怀,让无数海外观众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含蓄之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行家里手”,更需要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使者”,因此,积极探索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是面向国家需求的必然之举。
学术研究与传播实践相贯通
当前,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将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割裂的症结依然存在,文化理论学习与技术操演之间衔接乏力,致使大量学术成果止步于期刊论文,未能真正服务于中华优秀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需求。因此,积极探索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需要学术研究与传播实践相贯通,推动更多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使者”的涌现。
高校可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让学生在真实的文化场域中提升“采编播译”综合能力。比如,将调研、口述史采集、民间档案整理等纳入学习环节,使学生完成从“资料搜集者”到“意义阐释者”的身份转化;强化教师队伍实践能力培养,全面提升学校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能力,打造熟悉文化传播行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双能型”专任教师队伍;推行“问题驱动”的项目制培养模式,围绕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议题组建跨学科团队,让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传播内容的选题策划与叙事建构。
相关部门可更大力度统筹协调学界与业界资源对接。比如,通过与地方高校合作设立文创特色项目和研修访学项目,既鼓励深耕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走向传播一线,也吸纳谙熟国际传播规律的从业者进入课堂,通过学术研究、产学研协同、跨文化传播等路径,将资源转化为育人载体;另外,设立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专项基金,重点资助具有转化潜力的本土文化研究项目,打通从学术成果到传播产品的转化通道。
本土资源与国际视野相融合
当前,文化传播人才培养面临一个内在困境:本土文化教育往往止于民俗展演式的“文化展示”,缺乏将地方经验提炼为普遍叙事的理论自觉;而国际视野训练又容易滑向对西方传播范式的简单移植,忽视了中国文化独特的表意体系与情感逻辑。这导致一些文化产品要么因“看不懂”而被海外受众悬置,要么因“被曲解”而丧失文化主体性。因此,积极探索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需要本土资源与国际视野相融合,培养更多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行家里手”,才能避免文化传播陷入“自说自话”的封闭循环或“以西释中”的话语依附。
在上述过程中,要注意打通“本土资源”与“国际视野”之间的转化通道。这意味着,应着重培养文化传播人才的“双向翻译”能力:既能以本土话语逻辑解读世界,也能运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与媒介语言重述中国。从实践育人的角度来说,可立足本地文化特色,建立跨文化模拟工作坊,引导文化传播人才用外语讲述中国文化的故事,在翻译中凸显“地方味道”,通过不同文化角色扮演提升既能“讲透中国”又能“讲给世界”的双语叙事能力。
同时,可为本土文化的国际传播搭建更多对话平台,推动“地方文化”有序转化为“世界叙事”。具体来说,相关部门可设立文化国际传播资助计划,重点支持具有跨文化转化潜力的项目向多语种视听产品转化;推动建设国际传播人才海外实训基地,与海外华文媒体、文化机构等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提供真实的跨文化交流场景,培养既有本土情怀、又有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传播者。
传统媒介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数字时代浪潮下,培养更多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行家里手”和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使者”,需要加大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在技术维度的探索。积极探索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需要传统媒介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在追逐技术潮流的同时也要重视传统媒介所承载的人文底蕴与审美品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获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情的全新表达形态。
这意味着“传统媒介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不能止于工具层面的叠加,而应实现二者在传播内容与形式上的深层融通。具体而言,既需提炼传统媒介在叙事节奏、意境营造与审美留白上的表达智慧,将其转化为数字场景中的叙事动力;也需把握智能传播在交互性、沉浸感与精准触达上的技术优势,使其服务于文化意蕴的深度传递。育人实践上,可在培育体系中增设智能传播、多模态内容生产、数字人文等模块,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平台规则、数据反馈的分析研判能力;引导文化传播人才以传统文化为素材,创作数字融媒产品,从而实现传播效能与文化自觉的双重提升。
同时,可为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提供更多政策引导与基础设施支撑,构建“技术—内容—人才”协同发展的制度生态。相关部门可设立文化传播数字化创新专项基金,重点资助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智能化加工与多模态呈现,为人才培养提供真实的数字化实训素材与创作场景;建设完善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整合区域国别传播数据库、文化符号知识图谱等公共资源,逐步降低人才培养的技术门槛与数据成本。
展望未来,积极探索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新路,核心在于重塑叙事能力、转化传播话语、融合技术伦理,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培养范式”。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人才力量,这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价值指引,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9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