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编者按

　　同暴风严寒为伍、与孤独未知作伴……多年来，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在“生命禁区”拼搏奉献、严谨求实，推动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近日，中国极地考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期我们走近数位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聆听他们身上的冰雪之歌——

周艺珣 绘

“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在北冰洋科考。新华社发

化身极地科考“守护者”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安胜蓝

　　今年4月，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完成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缓缓靠泊码头，慢慢放下舷梯。

　　凝望着这位“老搭档”，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极地船舶管理中心主任赵炎平满眼都是欣慰。“雪龙”号是中国极地科考功勋船，也承载着他从实习生到船长的青春岁月。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船舶管理中心主任赵炎平

　　2004年，赵炎平大学毕业，“雪龙”号成为他通向梦想的大门。从实习生做起，历经三副、二副、大副，32岁时成长为“雪龙”号船长。其间，他参加11次南极考察和2次北极考察，总航程超30万海里。

　　卸货工作历来是南极考察的重中之重。昆仑站、泰山站建站期间，每年所需建筑材料及科考物资数以千吨计。为了啃下这个“硬骨头”，赵炎平和同事冲锋在前，货物绑扎、起吊带缆、吊车指挥、驾艇卸货……他们不辞辛劳、顶风冒雪，经常连续高强度作业。

　　2013年12月，“雪龙”号在执行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任务时，接到俄罗斯科考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的求救信号，迅速前往遇险船舶所在区域，在成功转移遇险船舶上52名乘客后，密集的浮冰和硕大的冰山却横亘在“雪龙”号的撤离航线上。

　　紧接着，受气旋影响，浮冰范围迅速扩大，浮冰厚度远超“雪龙”号的破冰能力，致使其暂时受困，周围冰山的移动对船舶安全也构成极大威胁。

　　见此情景，时任“雪龙”号第二船长的赵炎平与船长王建忠沉着冷静应对，指挥“雪龙”号在浮冰区里寻找机会突围。前进、后退、再前进……随着一次次艰难破冰，横亘在“雪龙”号前方的一块大浮冰突然裂开，让出一条水道，“雪龙”号成功破冰突围。

　　2014年，赵炎平成为“雪龙”号船长，率领船员执行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任务。

　　“南极气旋活动频繁、海况恶劣、冰情复杂，航行很大程度上要‘看天吃饭’。”一次，“雪龙”号在穿越西风带时遭遇了多个气旋袭扰，航行受阻。赵炎平指挥“雪龙”号采用分段性穿越的方式穿过西风带，这次大胆尝试，为船舶在该区域航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6年，赵炎平离开了工作多年的“雪龙”号，参与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建设工作。他和同事们对“雪龙2”号月池系统、智能船体、直升机航保系统、舱室精细化设计等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改进建议。

　　历经不懈努力，2019年，“雪龙2”号顺利交付使用，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了新突破。随后，赵炎平担任“雪龙2”号首任船长，圆满完成了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中国第11次北极考察，见证了我国极地考察开启“双龙探极”新模式。

　　“今后，我和同事们将继续守护好‘雪龙’号和‘雪龙2’号，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提供有力支撑。”赵炎平说。

当好极地绿电“领航家”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杨珏

　　2025年3月1日，世界首个规模化极地清洁能源系统在中国南极秦岭站正式投入运行。万里之外的太原理工大学实验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孙宏斌紧盯着实时传回的运行数据，悬着的心终于稍加舒缓——从那一刻起，我国极地科考告别了近40年的柴油依赖，迈入了绿色能源新纪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孙宏斌

　　长期以来，全球南极科考95%以上的能源供给依赖于燃油，高污染、高碳排放、高运输成本等因素，成为制约极地科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瓶颈。

　　“南极有风但不稳定，光伏受极夜影响时长有限。”孙宏斌提出把风机、光伏板、制氢设备、储能设备、用电负荷串成一张巨大的“智能网”，建成极地“风—光—氢—储—荷”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体系——风力充沛和光照充足时分别用风机和光伏板发电；极昼时富余的电用于淡化海水制氢，再压缩在储氢罐或氢燃料电池里。“氢不受低温限制，能长周期储能，可用于极夜，短时间能源的波动可用氢燃料电池补充发电，是实实在在的‘绿电’。”孙宏斌说。

　　然而，系统要真正在南极规模化应用，必须迈过两道坎。一个是让设备在极端环境长期“活下来”，另一个是系统能量保持平衡运行。锚定这两大难题，2021年，孙宏斌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团队开始攻关。次年，他正式受聘担任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清洁能源项目首席科学家，攻坚的步伐愈发急促而坚实。

　　极地能源研发研究难、测试难、运维难。经过和团队反复研究，孙宏斌决定把南极“搬进”实验室。2021年，世界首个模拟南极极端环境的清洁能源实验室在太原理工大学开建。此后，孙宏斌带队在无数次计算、试验模拟中反复摸索，先后攻克了低温燃料电池冷启动、燃料电池抗低温冰冻等关键技术，并创新设计出耐低温抗强风的“水滴型”风机。

　　2023年12月，孙宏斌主持研发的小型清洁能源系统在中山站附近冰盖安装调试成功，平稳运行近10个月。同期，南极秦岭站“风—光—氢—储—荷”清洁能源系统建设项目启动。2024年9月，系统在山西和内蒙古联调联试成功，于2024年12月22日运抵南极秦岭站。卸货、吊装、铺设、集成……窗口期只有两三个月，孙宏斌的学生与站上人员一起，抢在极夜前完成安装主体工作。

　　设备安装后，让系统在南极平稳运转起来亦是考验。南极的通信条件有限，只有晚上相对稳定。每到这个时候，孙宏斌就在实验室里，与队员远程会诊……“只有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才能让研究有价值、能利用。”孙宏斌说。

　　如今，历经极昼极夜完整考验，系统已平稳运行一年有余。然而，在孙宏斌看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愿意当好极地绿电的‘领航家’，带领更多青年人为极地能源绿色转型贡献自身力量”。

勇做海冰奥秘“探索者”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安胜蓝

　　极地，蕴藏着诸多未被认识或理解的科学奥秘，吸引着全球科学家孜孜不倦地开展考察、观测和科学研究。

　　“选择极地海冰研究，是好奇心的驱使，更是对极地考察事业的责任所在。”自然资源部极地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雷瑞波坦言。

自然资源部极地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雷瑞波

　　2005年，正在读研究生的雷瑞波，毅然踏上南极，执行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队中山站越冬任务。

　　越冬期间，雷瑞波负责南极固定冰物理过程及其与局地气候变化关联机制的观测研究。钻冰、测厚、取样、维护设备，这样的野外作业每天重复，越是风雪交加，越要坚守一线。

　　南极之行，雷瑞波收获颇丰，取得了我国在东南极普里兹湾第一套完整冰季海冰过程观测数据，填补了该项数据国内空白。

　　雷瑞波介绍，国际上关于极地海冰研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形成体系，在我国更是起步晚、力量薄，属于典型的“冷领域”。但雷瑞波深知，极地海冰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放大器”和“指示剂”，其变化规律对北极气候变化、北极航道利用及国际治理都至关重要。

　　20年来，雷瑞波参加国内外重要科考任务十余次，野外工作时长超1000天。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成长为兼具实践与理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极地科技人才。

　　作为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雷瑞波始终将人才培养摆在突出位置，以“你要去思考你的科学问题”提醒学生，引导其培养独立自主思考能力。他常告诫学生，极地考察与极地科学研究需“持之以恒、坐得住冷板凳”，只有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不负国家期望。

　　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批青年学子怀揣热爱投身极地科研，逐渐成为后备力量。

　　作为团队负责人，科研之外，雷瑞波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我们要为那些真正热爱极地、心怀家国的年轻人，创造更多成长机会、搭建更广阔的发展舞台。”他主张设立青年专项，让青年学者在科研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支持青年参与国际治理，提升议事能力；切实提升一线青年的获得感，让坚守者有回报、奉献者有舞台，确保我国极地事业后继有人、薪火永续。

　　如今，雷瑞波正在进行第五次国际极地年（2032—2033）中国行动计划策划工作。他说：“中国作为极地考察大国，理应在全球极地科研中主动作为、扛起责任，我们要通过国际合作，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力量，共同守护人类共同的极地家园。”

　　站在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走过40余年的新起点，雷瑞波表示，自己今后将继续聚焦极地核心研究领域，勇做海冰奥秘的“探索者”，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有凝聚力的极地科研团队。

成为海洋生命“管理员”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任欢

　　在地球的最北端，冰雪与海水交织的寂静世界里，生活着一群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生命——浮游动物。它们是碳循环和渔业资源的“晴雨表”，更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哨兵”。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山东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张光涛用了20多年时间，为这些极地“小不点”建立“户口本”，只为能够尽可能提前侦知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光涛

　　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小型生物？张光涛说：“浮游动物是连接初级生产力和高营养级捕食者的承上启下关键环节。没有它们，就没有鱼类、鸟类和海兽；不了解它们，就无法真正读懂海洋。”

　　亲历中国第2次和第3次北极科学考察的张光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隔了5年时间，北极海冰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海冰的变化会对整个北冰洋生态系统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会加速还是减缓海冰消退？那一刻，他意识到，极地科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乎地球未来的大命题。

　　于是，张光涛在国内率先启动了对南大洋和北冰洋浮游动物在群落水平上的全物种鉴定，并完成了中文定名，相当于给极地浮游动物上“户口”——每一种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分布在哪里，都要清清楚楚。

　　“早期的种类描述和种名确定，是国外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完成的。原始的定种文献有些很难获得，有些甚至散落在不同国家的图书馆里。”张光涛说，种类鉴定和计数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在显微镜下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比对。在他心中，只有先把“家底”摸清，后续研究才能站在坚实的基石上。

　　这些年，张光涛长期担任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中国代表团顾问，他不仅要面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要参与涉及海洋保护区、生物资源配额等敏感议题的磋商。

　　如何在极地国际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在张光涛看来，未来我国在极地治理和国际合作中应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发力：一是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变暖是极地最大的威胁；二是人类活动影响评估，要正确评价对生态的影响。

　　科研之余，张光涛还多次走进中小学课堂，用自己在极地的亲身经历，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把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国家需求、人类命运真正连接起来。”他语气坚定。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