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涉览】

　　作者：韩茂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无论从哪方面追溯，地理，都是人类最先获得的知识，道理十分简单，觅食果腹是人类本能的需求，可供采集的果实在哪里，能够猎获的动物又出没在什么地方，聚落安置在哪里安全，哪里拥有水源，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地理知识，那时的先民不仅勇于探索，且付诸实践。若依时间脉络，那段过往，大约起步于旧石器时代。

　　然而地理知识，并非地理学，正如当今的我们都知道出门到哪里买菜，哪里打酱油一样，到哪里，仅是生活经验的积累，并非地理学；而明了到哪里办什么事的人，自然也不是地理学家。那么，地理学是什么？又如何从常人的地理知识演变为“学”？这样的问题若放在当代语境中，答案多半是：那就去大学读地理专业吧。是的，这一回答没毛病，但是，很少有人去想，大学讲授的地理学素来就是如此吗？至少我在本科读地理期间从没思考过。当我跻身于历史地理专业时，从《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起步，地理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也落在视野之中。但此时学术界对于中国地理学史的认识多限于代表性著作、代表性学说，惟唐晓峰先生所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与众不同，从初版到修订版，为地理学史研究注入了灵魂，这就是贯穿于整部著作的思想，以及对地理学背后的那些事的追寻。

　　今日我们所研习的地理学，本质上属于外来植入学科。十九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风潮兴起，具有科学体系构建的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随后被逐步纳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学体系。而与西方不同，从零散地理知识到系统地理学，华夏先民经漫长且持续的求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先民对天地四方、山河寰宇的观察、阐释与认知，恰如唐晓峰先生著作题名所喻，走过了一条由混沌蒙昧向条理秩序的漫漫道路。

《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

唐晓峰 著

中华书局

（该书初版于2010年）

　　从英雄救世、圣人创世到儒道学说的认知观

　　无论旧石器、新石器乃至于步入历史时期，上有天，下有地，电闪雷鸣、地震洪水，都是先民面对且置身其中的生境。生活在远古时代，觅食之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并不奢侈，看多了，看久了，他们难免心生追问：天地从何而生？人类自何处来？囿于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先民无法以客观规律解释世间万物，遂将天地万物的起源尽数归于神明创造，由此孕育出独属于华夏文明的本土创世叙事。放眼全球，各远古族群在观察天地变迁后，将世间造化归为超自然神力，实为普遍的文化共性。华夏上古传说，盘古执巨斧割裂混沌、分清阴阳；共工怒撞不周撑天之柱，致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重塑山河格局。以上种种，正是唐晓峰先生书中梳理的中国本土地理认知萌芽阶段。彼时在先民的认知体系里，山川寰宇尚未形成规整的时空秩序，万物交融、浑茫不分，呈现出一片混沌朦胧的原始认知形态。

　　唐晓峰先生在书中阐释早期地理思想时，举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大众熟知的上古传说，再经剖析后，呈现出常被忽略的深层内涵：圣贤英雄重塑的并非天然山川天地，而是人伦秩序与人文世界。将开物定世的宏大功绩附会于上古圣贤，本质是为树立圣贤至高权威服务。彼时社会正由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被赋予再造天地之功的圣王，顺理成章拥有统领部族、治理邦国的合法依据。这一阶段，古人对山川地貌的系统认知尚不完备，却已悄然把地理空间秩序与统治权合法性绑定在同一套话语体系之中。自此，中国传统地理之学跳出单纯记述山川方位的浅层范畴，生出独属于自身的人文政治内核。

　　在中国传统地理思想的脉络里，儒、道二家秉持截然不同的认知视角，二者又在长期发展中相融共生，共同构筑起一套完整的地理秩序体系：以日月星辰、山河寰宇构成的自然本源秩序，作为世间万物的背景，是道家阐释的核心；城邑聚落、田畴郊野、山林阡陌等人类栖居空间，构成秩序的显性主体，则为儒家重点论述的内容。经两大学派的不断推演梳理，先民眼中混沌蒙昧的天地万象逐步条理化，一套清晰的宇宙秩序就此成型，而这套秩序自诞生之初，便有着浓厚的人为建构的烙印。古人依托天地整体框架，界定出天、地、人、神四者的层级关联，并将其划分为两大序列：天、神居于上位，地与人共处下位；地受制于天，人归从于神，这就是神文观念盛行时期，社会普遍通行的宇宙认知。然而，若仅将这套天地层级秩序简单理解为单向从属关系，不免失之片面。古人构建天、地、人、神四维秩序，其终极落脚点在于国家政教，后世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正是这一思想脉络的集中总结。天人相通、神人相契，倘若人君治国失道，上天便会以灾异天象示警惩戒。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认知里的地理秩序，虽以天地山河为外在表征，其深层内核始终与君主统治与社稷安危绑定。

南宋《帝王经世图谱》中的禹贡九州山川图 资料图片

　　从神治到人治，从传统地理到王朝地理

　　在先民天人相通、天地相感的认知之上，一套独具本土特色的理论——分野说应运而生。所谓分野，便是将天象、疆域两两绑定，正因天地存在一一对应的感应关系，古代王朝形成了观星占候、反思朝政过失的传统。分野说让传统地理学成为古代王朝勘定疆域、预判灾祥、调整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工具。由此“绝地天通”的思想观念随之产生，并确立了天地分治、人神分治格局。在人神互通的混沌时代，人间疆域、民生祸福完全依附天神意志，而天人通道隔绝之后，世人得以脱离单一神权视角，独立审视大地空间与人间社会，人地关系、疆域治理逐步推至思想舞台的前台。认知重心自此发生根本性偏移，国家统治形态也随之完成关键转型：上古依托神权维系统治的“神守之国”逐步退场，以疆土、民生、宗庙、田土为核心的“社稷守之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唐晓峰先生提出，古人所建构的地理秩序从来不是固化静止的体系，其内涵与框架的历次演变，根源皆系于人间世事的更迭。早期传统地理思想以阐释天地宇宙秩序为核心议题，而伴随列国纷争、王朝更迭等一系列政治竞争，空间治理的地理合理性，逐渐衍生为一套全新的地理价值标准，并最终成为历代帝王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核心理念。以《禹贡》所载的“五服”与“九州”体系为例，二者清晰映照出古人不同阶段的现实诉求。五服以王城为中心向外逐层延展，勾勒出一套理想化、圈层化的虚拟空间模型，侧重以距离远近划分尊卑等差；九州则跳出纯粹的圈层想象，依据山川形胜、风土物产划定地域边界，是融自然基底与人文特征的真实地理区划。从五服圈层到九州疆域的思想转向，是古代统治者空间治理不断细化的直观体现。在这套理论体系中，人居社会的秩序构筑始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正如古人所言“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天地提供万物生息的基底，而圣王通过划分疆土、厘定人伦、建立城邑，完成人文世界的塑造与规整。与此配套，“中”的方位概念被不断赋予至高政治内涵，“天下之中”不再只是单纯的方位标识，更是王权正统、王朝中枢的象征，定都于“天下之中”，成为论证君主统御四方、掌控寰宇的重要地理依据。后世北京城市中轴线的诞生，就体现了这一理论的精髓。

　　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所建构的天地人秩序体系中，五岳体系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被纳入五岳规制的名山，兼具双重核心内涵：其一为山岳配天的神圣属性，作为天地沟通的山岳载体，被赋予通天接地的宗教神性；其二为标定疆土的世俗地理价值，是古人划分天下疆域、确立空间方位的核心坐标。晓峰先生明确阐释了五岳体系的深层内核，即五座山岳彼此呼应、四方配位、居中统摄，形成一套完整的空间体系。这一体系超脱了山体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成为融祭祀、礼法、疆域认知与王权正统的复合型地理坐标。

　　随着传统地理秩序逐步过渡至王朝地理阶段，古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向：空间不再只是用以阐释礼法、象征王权的抽象符号与理论坐标，而是可划分、可管控、可治理的实体行政区域。历代王朝依托“体国经野”的原则，完成全国疆域的层级划分，勘定各政区四至边界、明确辖境范围，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的疆域管理体系。朝廷统一遴选、任免地方官吏，由其作为中央的地方代理人，驻守辖区、承宣政令、管理民政、征收赋税、安抚百姓，将国家的统治意志完整贯彻于基层空间。这套王朝地理体系彻底打通了地理划分与国家行政的关联，空间边界直接对应权责分明的治理单元；地理秩序也从天人感应、祭祀配位的思想框架，转化为支撑中央集权运行的现实治理工具，实现了地理理念向国家行政制度的完整落地。

　　在现代学科体系之中，地理学并未占据十分突出的位置；但回溯中国地理思想史脉络，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浮现出来：古代地理学绝非单纯记录山川疆域的知识性学问，它与治政、用兵、财赋等治国准则并列，逐步演化成一套完整的空间意识，并持续渗透、塑造整个华夏文化体系。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以后，无论是郡县划分、都城选址、疆界勘定，还是巡狩封禅、分野禳灾、九州礼制，各类行政举措、国家典礼皆以成熟的地理空间理论为依据，地理秩序作为政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空间层面的理论支撑。

　　唐晓峰先生《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一书，堪称上古中国地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顶峰之作。全书立论视角独树一帜，并以地理为表、政治为里，揭示出传统地理思想与生俱来的政教属性。一本学术著作，带来的是深层的理性思考。这本著作虽以上古地理观念为直接考察对象，却穿透山川疆域、星辰分野、五岳九州等地理表象，直抵其深层蕴含的政治内核：先民最初仰望寰宇、观照大地，由蒙昧混沌走向条理秩序，其初衷是追问天地万物的本源与宇宙自然的运行法则。可当这套天地框架初步建构完成，古人的思想重心便迅速由纯粹的自然宇宙，转向人间疆域、人伦社会与王权统治的人文空间秩序建构。先民对地理格局的梳理、对方位体系的创设、对天下区划的界定，不再仅仅用以解释天地造化，而是服务于划定统治边界、树立君主权威、构建国家礼法、论证王朝正统，地理认知自此成为古代政教体系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