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升伟（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中唐以前，论师道多拘于威仪爵命，未臻以道为师之境界。韩愈《师说》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重新阐发“师道”之经义，预示了一种新的教育形态。这一形态在宋明时期逐渐发展，最终凝结为蔚为大观的书院传统。从韩愈倡言“师道”到宋明书院形成讲学之风，其间贯穿着一条线索：士人如何通过重构“师”的身份与使命，在官学与书院的递相推进中，持续激活师道精神，为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提供内在动力。

　　师道在官学中的挺立

　　《师说》作于韩愈任四门博士期间。彼时官学以科举为导向，师道渐趋隐晦。韩愈深觉师道精神在官学中的失落，遂以《师说》打破师道对威仪爵命的拘囿，重新挺立“师”的个体人格与道义感召，唤醒士人“自尊”的精神自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确立了以“道”为纽带的师生关系。他站在学习者的立场，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反衬士大夫的耻于从师，使士人自尊自重，突破门户意识的束缚，建立开放的师生关系。这与《礼记·学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的流行说法不同，正是韩愈所开启的“开放的师道”传统。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载：“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在流俗以从师为耻的风气中，韩愈“抗颜而为师”，不以位卑而屈道，不以众怒而改志，正是“士之自尊”的鲜明体现。此种自尊，不是身份矜夸，而是以“道”自任、以“学”自重的精神自觉。《师说》既呼吁尊师重道，更倡言“士之自尊”，以振作士风。北宋以后士大夫继承韩愈、弘扬师道，正以“士之自尊”为其精神内核。

　　唐代的师道复兴终究是局部的努力，韩愈的学生大多由私人请谒而来。师道精神若要更广泛地传承，便需要更多元的制度载体，与官学形成互补。这正是书院兴起的内在动因。

　　道契群体与书院传统

　　南宋学者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赞扬宋朝皇帝“御经筵而崇圣学”的家法。宋太祖多次亲临国子监，仁宗更是诏令兴学，以学校学习年限绑定科举资格。然官学虽盛，于地方教化与义理讲明仍有所未逮，书院应运而生，与官学形成递相推进之势。道学家在学校中强调师严道尊，与“开放的师道”并非对立，而是师道精神的不同展开。胡瑗教授湖州时“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宋史·儒林传》）。胡瑗的“严”与韩愈的“开放”，实为师道的一体两面：一重申威仪，一重向学无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师道传统。

　　韩愈所开启的开放师道，为后世以精神认同为纽带、自愿结合的士人共同体提供了精神先导，这种共同体可称为“道契群体”。所谓道契，以道相合之谓也。书院即由松散的“道契”关系结为制度化的教学共同体，与官学共同构成师道传承之两翼。南宋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讲明义理”为宗旨，非徒为“钓声名、取利禄”。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相继主持岳麓、丽泽、象山等知名书院。书院确立“讲会”制度，使教者与学者相互砥砺，遥契《礼记·学记》“教学相长”之古义。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既要求“以孝悌忠信为本”，又主张“同志之士，切磋讲究”，体现出开放与秩序的平衡。

　　书院以道契模式拓展师道传承的空间，师生关系具有自愿与内在属性。书院虽多设于山林，养成人才终将走向庙堂；庙堂士大夫又以书院讲学为精神归宿。乡野与庙堂之间，形成以道为纽带的往复。《尚书·周官》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此学政一贯之古义。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云“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此“推以及人”一语，即由学而政之枢机。书院还承担了连接政府与社会的功能：既是国家教化向基层延伸的触角，又是地方士人参与社会治理的依托。王阳明巡抚南赣时兴建书院、推行《南赣乡约》，将讲学与地方治理相结合，便是书院连接政、学、社功能的体现。

　　官学与书院之间形成了一种递相推进的结构：官学以制度规范保障师道的广泛传播，书院以精神认同深化师道的义理内涵；官学为书院提供制度基础与人才来源，书院为官学注入思想活力与精神方向。二者各尽其能，同归于师道传承。朱熹既任经筵讲官，又主持书院，其《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被宋理宗颁行天下，正说明二者本属一脉，同归师道传承。士人“进而为官，退而讲学”，在政与学之间自如转换，这正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政学相维”传统。

　　当然，这一理想并非没有挑战。山长权威日重，门户之见滋生，甚至党同伐异，使部分书院从“开放的师道”滑向“狭隘的门户”。这种封闭化倾向，背离师道理想，也使书院容易卷入政治纷争。明代中后期书院讲学屡遭毁禁，便是明证。但正是这些挫折，印证了官学与书院递相推进的必要性——每当师道精神需要新的展开形式，士人或于官学中振起风教，或于书院中讲明义理，因时损益，而师道一以贯之。官学使师道及于广众，书院使师道臻于精微；二者共同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更新提供不竭动力。这种递相推进的关系，构成了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深层机制。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不在高远，而在日用伦常之间；师不在庙堂，而在以道相期之真诚。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宋明书院传统则以制度实践作出回应：师之所存，道亦所存。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在于某一制度形态的持久不变，而在于每当师道需要新的承载形式，总有人重返“开放的师道”，以“士之自尊”为起点，以“道契”为纽带，在官学与书院的递相推进中持续激活“学”与“政”的良性循环。正是这种在传承中创新、在规范中自由的能力，使中华文明虽历经变局而生生不息。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