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启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首席专家、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汉语文献方言研究存在一个认识误区：由于经过文人辗转传抄、翻刻，历代典籍中方言的痕迹很少。扬雄以降的语言名家，如郭璞、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江永、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人，对此却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或对历史方言做了注疏、校正、补辑，或搜集当时的方言俗语，或探讨方言的读音和来源，或对方言词汇语法进行分析。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甚至早已指出经典中有方言。如清人黄家岱的《论语多齐鲁方言述》、淳于鸿恩的《公羊方言笺疏》等。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批评。目前来看，研究文献方言，以下这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古代和现代。文献方言不限于古代，其可以分为历史文献方言和现代文献方言。现代文献方言的语料源于但不限于方（言）志、方言地图、方言论著、方言调查报告、语言资源集、方言词典等成果。它们既是语料集群，也是学术研究成果。例如，方言调查是不是研究？当然是研究，而且是难度很大的研究。当我们用某个词表调查方言词的时候，词表、选点、对象、转写都需要研究。不同区域的词表应“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广泛存在的“白读”、南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存古性，是古语的“活体证据”，相应地，词形整理、年代鉴别、读音考证、区域分析就是一种研究。至于方言词典、方言地图更是工作量巨大的研究，而并非只是材料的简单搜集。

　　地上和地下。文献方言不限于传世文献，须包括出土文献，二者都是文献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盘”。传世文献中，不限于历代目录书所著录的方言专书，也不限于各种笔札常文、校勘注疏中的散见材料；出土文献中，既有从“地下”挖出来的材料如甲、金、玉、石、简、帛、碑刻、墓志、砖志等，也应该包括如敦煌遗书这样的“纸书”“写本”，二者不可偏废。

　　显性和隐性。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专门收集方言材料的文献是少数。传世文献方言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散”。“散”既是指其分布在汪洋大海般的各类文献中，也指其呈现的形式不一样。有的方言材料，前人明确做了标识；有些方言材料，前人没有告诉我们，需要今人通过考证、比较才能确定它的方言性质。换言之，前人明确指出的方言是“显性”的，前人没有指出的，但只在一定方言区流行、淹没在文献中的方言，同样是文献方言学研究的渊薮，也是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方言和通语。文献方言是一个复杂系统。方言和通语在文献中相互纠缠：前人指为“方言”的，不一定仅在某地使用,有可能是通语甚至雅言；前人没有指明方言性质的，也不一定不是方言。前人说是此地“方言”，可能却在他地广泛使用。研究文献方言时，每每又需用通语语料作为文献证据。方言和非方言是动态的，上一历史时期的方言，可能在下一历史时期转化为通语；反之，前代通语，后代可能变成方言。前人有时把一些常见的通语当成方言，后人又往往以文献证明它不是方言词，就是这个原因。

　　空间和时间。一代有一代之方言。前人所说某时代文献中的方言，经过历代传抄刊刻，我们识别、辨认就需要下很大的力气。古史研究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就方言材料而言，也是“层累地”造成文献中的方言。方言的变化，有的随时而变，也有的因地而变。方言以“变”为自己的本质特性，明代方以智《通雅·谚原》说：“方音乃天地间自然而转者，上古之变为汉晋，汉晋之变为宋元，势也。”《通雅·音义杂论》又言：“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势”就是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

　　地域和载体。出土文献中的方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方言通行地和载体出现地错配，是出土文献方言的常见现象，也是研究中极易忽略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出土文献中的方言，时代清晰、地域清楚。但不能将某地出土的方言材料当成某地、某时方言。例如，蜀地生产的器物，可以在赵地甚至其他更远的地方发现。因此，器物出现地不等于方言流行地。此外，出土文献所用的文字也是经过历代传抄下来的，作者、抄者、铸器者、埋藏者不明，并不能确切圈定其通行地域。

　　方言字和方言词。用汉字记录方言，字和词不是对当关系。它们有的只标音，有的标音兼标义；有的使用同音字，有的使用音近字，有的使用自造字。方言用字并不能用“六书”来分析意义：或在原字上加某些符号，或用不同的构件造字，或以构件替换的方式造字，也有的构件改变形状、位置、空间、大小等。字义不等于词义，对汉语方言进行构词法分析，往往会力不从心。再如，有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词，并不是真正的有音无字，要通过音韵演变溯源探本，找到真正的“化石层”。同一个词，不同的方言说法、用字不尽相同；前人记录时，有的反复斟酌选字，有的则随意性很强。这样的问题，既是文献方言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需要从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角度来考虑。

　　主观性和客观性。方言具有可分区性。客观上，方言的边界既有界划分明的，如山川、河流等，又有大量的边界是模糊的，是一个犬牙交错的“带”。方言分区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是否定的。标准的多少与分区的数量成正比。根据研究目的和材料多少、同质异质，分区可以多标准、多样化。如历史上大量人口迁徙到不同的地方，与当地的方言融合，即使采用大数据来划同言线，要划定一个都公认的方言区很难,分出的也只是方言混合区。因为这是人为操作的结果，而不是客观存在。

　　以上八个问题，其核心是具不具备方言意识。可以看到，一些研究方言的成果，材料是方言的，证据材料、研究方法、论证过程却都是通语的。这里认为，研究文献方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明概念。“文献方言”是一个复杂系统。首先，古代的方言词是包括外来词的。这里的“外来词”包括外源词和外语词两类；每一类又都包括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境外其他民族的词。其次，有的材料注音又释义，但有些材料只注方音，并非声训，也不具有普遍性，不可以文献例证类推。再次，文献方言的“文献”不限于历史文献，今天的方言调查报告、方言词典、方言地图、方（言）志、方言论著等也是文献。既然现当代文献中也有方言，那它们理当成为文献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文献方言”更多是指“某地人的话”，而不是今天与共同语相对的“方言”。

　　划地域。研究方言不谈地域是不可想象的。汉语方言分区是方言研究的起点，也是归宿。方音、词汇、语法研究，平面描写、历史追溯以及方言地图绘制，都要倚赖已有的汉语方言分区或为汉语方言分区服务。分类和分区不同，二者不明，就不能做到客观性、科学性俱备。文献方言分区，学者们做过不少，往往都是根据前人指明为方言的材料做出，而这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我们需要对前人所说每个方言词、每种方音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它们的通行范围有多大？用什么标准分的区？是否把通过考据揭示的隐性方言材料考虑进来？要在方言分类的基础上，按一个确定的时代和标准进行分区。方言都是动态的存在：某一地域的方言，同时材料往往无从证明，异时材料又不是前人所说的某地；王国维、黄侃、魏建功早就揭示了方言材料的这种动态性。

　　分时代。一代有一代之方言，每个时代方言的整体面貌、空间分布都必然不同。“时代之分”不是截然区分的，一定有一个方言过渡带。某个时代的文献记录了当时的方言词或前代的方言词，都不能据此认定它的出现或使用仅限于这个时代。笔者认为，需要大大扩充文献方言学的时段，现代文献中的汉语方言材料，也仍然是文献方言材料。换言之，“文献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献方言研究是指见于古籍的方言材料，广义的文献方言研究应该包括民国以来各种文献中的方言材料。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方言年代学”的概念，其任务是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考据，严格区分同时材料与异时材料，找出每一个词、每一种语法现象、每一个语音特点的产生、发展、消失及其规律。断代、断域、分层，是文献方言学研究的一项大工程。

　　别字词。方言词和用字的关系是文献方言研究的一个难题。方言词的用字有人称为方言字，这不够准确。有没有方言字？也是有的。那就是专门为方言词造的字，它们没有别的意义，因此可被称为“方言字”。词是语言单位，大量的所谓“方言字”只是方言词的标音符号。既有单义的，又有“方—方”共字、“方—雅”共字。有人提出“方言本字”的观点，并且有不少方言本字考的成果。这里认为，“本字”是文字学领域的概念，需要从字形分析得到本义。应该存在方言“本字”，但总量很小。黄侃就很赞赏王念孙《广雅疏证》“专事搜求义证，而不推求本字”。每每看到有人把方言词按语法构词来讨论，就是缘于方言字、词不分，有胶柱鼓瑟之嫌。

　　宜审慎。古人所说的方言词，不能轻易断定它就是某个区域的方言词。即使有文献佐证，也还需要多方求证。确定文献方言词，须“时”“地”“音”“形”“义”五要素缺一不可。古代的方言词和通语词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某个时代的通语词，由于语言的发展，后代变成了方言词。同样，此地的方言词，可能变为其他地方的方言词。例如《说文解字》中说，表示笔的楚地方言“聿”，在吴地叫“不律”，燕地叫“弗”。而另一部更早的先秦文献《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晋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那么，究竟是《尔雅》时代它就是蜀方言呢？还是根据《尔雅》性质，先秦的雅言，汉代变成吴语，魏晋南北朝又变成蜀语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学者的见闻和调查手段所限，其指出是某地方言词的，多能在其他地方的文献中发现用例。如西汉扬雄所著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调查著作，全书600多个条目，整条未注明通行区域和条目中部分词目未注明通行区域的，超过半数。还有无文献用例的，如郭璞注“未详”“音义未详”“未详所出”“此音义所未详”等，三者相加比例不小。此外，要对古代社会语言交际中雅言、方言并用的双言机制有清醒认识，对前人文献中的方言持审慎态度。

　　善综合。研究文献方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有层次性，方言词中的每类词都是一个系统，研究时宜形、音、义、用、字各子系统并重。尽管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但这正是汉语文献方言学的特色。每个地域的方言总汇又是一个大系统，从属于文献语言这个更大的系统。所谓善综合，指的是研究时代演变与方言发展时要充分考虑地域的扩张和收缩，纵横兼备。方言研究务必重视材料及来源，这是一切方言研究的基础。在每一个层次上，都要先做时代剥离、地域限定，再做文献方言学的研究。时代剥离的方法是文献作证，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要注意文献的真伪。在大数据时代，以文献校勘为基础，以建立标注方言语料库为前提，结合政治史、文化史、移民史、风俗史、边疆史和民族史等等进行综合研究，方得周全。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