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卜喜逢（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从版本演变角度而言，曹雪芹生前形成的甲戌、己卯、庚辰等早期脂本最能反映其创作思考。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校注本选择以早期脂本为底本的主要原因。经过校注之后的脂本文字呈现出自洽的形态：一致的创作思想、严整的叙事架构、饱满的悲剧意蕴，贯通地呈现曹雪芹对社会、历史、人性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自1927年亚东图书馆刊行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始，程乙本长期占据传播主流位置，这可佐证程乙本是最适合阅读的版本。但文本优劣不能以传播的时间与广度来断言，这种判断受限于出版者的眼界与版本的发现；更不能仅以个别字句的修正作为标准，这固然是版本比较中的应有之义，但比较若仅止于字词是否妥帖、语句是否通俗，恐将忽略修订对曹雪芹创作思考与文本阐释空间所产生的损害。

　　后人对《红楼梦》的修订，与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有着本质区别。程甲本刊刻仅七十余天，程乙本就面世了。张俊、沈治钧两位先生统计：“程乙本对程甲本删改之处，约19568字；前八十回，即有14376字。”（《新批校注〈红楼梦〉》）这种大范围的修改，正如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本身带有修订者强烈的意志。多重创作意志杂糅在同一文本之中，文脉割裂就产生了。这种割裂源于修订者与曹雪芹艺术水准的差异，更源于他们对社会、历史、人性认知的不同。现以较有代表性的两例揭示其差异。

　　一

　　戚蓼生曾言《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之作，从艺术特点而言，《红楼梦》中不乏谐趣之笔，更不乏讽刺。如第三回中的两阕《西江月》，曹雪芹以世人眼光来为贾宝玉定型，于是贾宝玉初出场就被冠以“天下无能第一”的称号。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曹雪芹也以辛辣笔墨将攀附权势的贾雨村写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文字在《红楼梦》中并不少见。以谐写庄、寓讽于谑正是曹雪芹所擅长之事。

　　《红楼梦》中有诸多超现实情节，这些内容属作者创作需要，服务于《红楼梦》的叙事需求。如早期脂本第十六回末秦钟弥留之际与鬼判的对话，以及他对贾宝玉的劝谏，这些文字貌似荒诞，却是曹雪芹以谐写庄、寓讽于谑的典范。

　　从文本互文性角度而言，这段文字可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形成镜像对照：鬼判叱责秦钟，并说阴间“铁面无私”，可作为贾雨村听到冯渊家仆诉说案由之后勃然大怒时的注脚；鬼判听到宝玉之名时，又与贾雨村见到护官符时相互映衬；鬼判的徇私枉法，和贾雨村借扶乩了却案件又极为神似。这几处情节共同描绘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社会现实，这种讽刺笔法极具批判张力。

　　讽刺叙事服务于《红楼梦》的悲剧生成。《红楼梦》中故事大致可分为闺阁内事与闺阁外事。闺阁内事塑造人生美好，闺阁外事演示世间规则。当闺阁外事逐渐侵袭闺阁内事时，欲望泛滥的社会对美好的毁灭也就产生了。设若没有曹雪芹的讽刺叙事，那么此种毁灭由何而来？贾雨村的乱判葫芦案是荒诞的，鬼判的首鼠两端也是荒诞的，曹雪芹将这种种荒诞整合成小说中社会的运行规则，成为对情、对美好施以毁灭的外部环境。

　　秦钟对贾宝玉的劝谏，也是对“大旨谈情”主题的深化。小说第五回中，警幻仙姑受荣、宁二公之托，以“情欲声色”等事警悟宝玉，意图使其归于世俗功名之事。将此警悟放置于《红楼梦》的整个神话体系中理解，是意指思凡的神仙需要在世间悟道，才能够返回仙界。秦可卿作为贾宝玉入梦的引梦人，在小说文本中也就有了警悟的功能。秦钟临死之前的警悟也在于此。但贾宝玉终归是走出了与传统不同的悟道之路，他掉入迷津、进入“红楼梦”中，在经历“情悟”后，仍执着于情而未能回归于仙界，这与《黄粱梦》《邯郸梦》截然不同。如果说《黄粱梦》《邯郸梦》表达了经历磨难后对人生的彻悟，曹雪芹的创作则转向了对美好的探索与坚守。一处简短情节，却包含有诸多叙事功能，这是早期脂本文字深入处。

　　程乙本虽“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但修订后的内容因袭甲辰本等，仍将这段鬼话与秦钟的劝谏大幅删削。或因修订者认为这段鬼话颇为无稽，前后皆无承接，且秦钟为宝玉知己，如何能说出此等禄蠹之语？于是删削就出现了。修订者对秦钟这一人物叙事功能的扁平化处理，割裂了《红楼梦》的文本肌理，将小说中对情的坚持、坚守扁平化了，同时也为理解曹雪芹的历史认知、理解小说深层悲剧意蕴增加了障碍。

　　二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写到人性的深处，也因其具有广泛的言说空间。唯有如此，《红楼梦》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在不同的地域、时代与读者形成共鸣。

　　谈到尤三姐形象，詹丹先生在《越改越坏的〈红楼梦〉程乙本》一文中指出：尤三姐这一人物形象的变化，是修订者追求表面逻辑的自洽，导致这一人物形象平面化，修订者成为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自私虚荣男性的辩护士。诚如其言，尤三姐这一形象的转换，是一种扁平化的体现。

　　尤应重视的是，这一修改不仅是对尤三姐这一人物形象的损害，更割裂了《红楼梦》的文脉，削弱了曹雪芹对“情”之思考的表达。

　　庚辰本第六十六回中，尤三姐托梦给柳湘莲时曾言“耻情而觉”，程乙本无此四字。所谓“耻情而觉”者，是以情为耻：尤三姐因情而痴待柳湘莲，柳湘莲却因对色的喜好而答应娶尤三姐，二者之间诉求本不相同，也就无法达成尤三姐渴望的两情相悦。尤三姐以有情对无情，所托非人，怪人怪己？如此才会“与君两无干涉”。情本为美好之事，然而在尤三姐的故事里，情却让她绝望，更生成了耻辱，此处程乙本为“无趣味”，脂本为“无趣”，其指向相同，情成为耻的来源，也就无有趣味。尤三姐是死于信仰的崩塌，当生活失去意义，“情小妹”就只能自刎而亡了。

　　“红楼二尤”故事常被认为孤立于《红楼梦》情节之外，删除“红楼二尤”故事后，《红楼梦》仍然完整。但这是一种错误认知。早期脂本中的尤三姐爱情悲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红楼梦》叙事逻辑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宝玉的“情不情”是曹雪芹赋予贾宝玉的基础性情，一向被解读为对不情之物施之以情。但此不情之物是有分别的，贾宝玉“情不情”的对象只能是具有美好属性的事物，木石前盟神话中的绛珠仙草可为明证。贾宝玉意淫的对象也只会是美好的女子，贾宝玉的“鱼眼睛论”也说明此点。当情有专属之时，“情不情”向“情情”转化，于是震撼人心的宝黛之恋就生成了。明了知己之后的宝黛二人是不会“为情所惑”的，大观园庇佑之下的爱情在升华与纯化。

　　有情对有情与有情对无情，《红楼梦》中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恋。宝黛爱情虽同样以悲剧收尾，但这是世俗对美好的挤压，悲剧并非来源于情本身，“情僧”的出现足以证明世间的一切皆可抛弃，而情是唯一的执着。耻情与执情，曹雪芹用这两个爱情悲剧作了最好的说明。

　　更何况在程乙本中也有“尤三姐像换了一个人”，如无淫奔，何来“换”字？这种自相矛盾的语句，也会将阅读导向混乱。

　　尤三姐由淫奔女变成贞洁烈女，这貌似合理的改写，实则割裂文脉、削弱哲思，这种改写体现出修订者对悲剧的程式化理解，以及传统小说脸谱化书写的惯性，更是修订者对《红楼梦》“大旨谈情”的误读。这与曹雪芹深入了解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与情感、深入书写复杂人性、深入探讨情的本质产生了差异，而其阐释空间也就仅停留于简单的控诉、悲叹与惋惜。

　　《红楼梦》是细针密线之作，诸多情节或为草蛇灰线，或以意蕴相连，而修订者多从自我的阅读感受出发，如此基础之上的修改，破坏了《红楼梦》意蕴上的完整性。此种实例尚有，不及一一列举。总体而言，早期脂本虽为残本，但因曹雪芹对于世界的深刻认知，对“情”之本质的终极探索，对于艺术创作的独特理解，使早期脂本文字真正完成了对世态人心的“追踪蹑迹”，使悲剧不止于唏嘘与慨叹，从而造就了残缺中的完整。程乙本文字貌似完成了《红楼梦》的叙事，但其中许多情节却背离曹雪芹的思考，以扁平化的书写割裂早期脂本文脉，其本质上是文学意蕴的残缺。以此而论，早期脂本虽残，却更能显示《红楼梦》深入书写的艺术价值。

　　（项目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刘剑）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3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