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文强（济宁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劳动号子堪称最早的民歌。艺术起源于劳动，诗歌也不例外。在文字产生之前，原始的诗歌就在人们的劳作中逐渐发展起来。刘安《淮南子·道应训》中说到我国古代的《邪许歌》：“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里描述的就是远古先民抬木头时所喊的号子。鲁迅先生说“杭育杭育派”是最早的文学流派，就是对劳动号子价值的肯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船工号子作为水乡的生活图景，是我们文化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听觉符号。

　　京杭大运河流淌千载，连接古今。河面上，曾有漕船千帆首尾相接的宏伟图景；河岸上，曾有上万船工奋力呼喊劳动号子的壮观场面。

　　大运河滥觞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那时也许就有劳动者在船上奋力呼喊的号子了。但大运河船工号子主要还是指大运河在隋朝贯通之后的劳动号子。漕运由此变为南北物资运输的核心，人力拉纤、竹篙撑船成为船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劳作需要在节奏和速度上步调一致，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口号，动作就会参差不齐，劳动就无法顺利进行。船工号子因此应运而生。

　　每当有打篷、拉纤、摇橹、撑篙、闯滩等需要齐心协力的劳作时，总能听到响彻云霄的劳动号子，形成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繁盛景象。在北运河一带，河上日夜运输漕粮，以至于靠岸的居民将发出震天响号子的船工称为“十万八千嚎天鬼”。

　　长达3200公里的大运河，地跨京、津、冀、鲁、豫、皖、苏、浙八省市，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语音不同，号子风格也不尽相同。自北而南，有通州运河号子，天津、沧州运河号子，德州、聊城、济宁运河号子，邳州、扬州、苏州、杭州运河号子等，形成了不同地域的风格特征。

　　大运河漕运在元明清时期入鼎盛期。上万艘漕船在运河上首尾相连，所需船工数量也极大，号子成为船工和纤夫劳逸结合的活动。有的号子词曲俱佳，比如：“嗨呀哈嗨！栽下膀子探下腰，背紧纤绳放平脚。拉一程来又一程噢，不怕流紧顶风头。临清州里装胶枣，顺水顺风杭州城。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

　　漕运遇上逆风逆水而行时，需要纤夫拉纤帮助船只启动或航行。过去，在运河河北廊坊香河段的纤夫中流传着这样一段凄怆的号子：

　　穷哥们儿把劲崩呀！咳呀！

　　劲儿拧成一股绳呀！咳呀！

　　老天爷快睁眼呀！咳呀！

　　快助咱们一阵风呀！咳呀！

　　大家快使劲呀！咳呀！

　　谁也不能松呀！咳呀！

　　在纤夫们整齐的“咳呀”声中，漕船缓缓启动。

　　大运河船工号子的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相辅相成。演唱形式除了起锚号为齐唱外，其余均为一领众和。领唱者（领号）即兴编词、把控节奏，众人（和号）齐声帮腔，既可协调动作，又能排解劳动的枯燥与疲惫。号头既是操作指令的呼喊者，也是凝聚力量的组织者。闲暇时号头可独唱抒怀，平流段众人齐唱助兴，无伴奏、无固定曲谱，全凭口传心授，默契帮腔，船工们创造的这份艺术在岁月中自然生长。

　　运河船工号子种类繁多，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就有起锚号、摇橹号、闯滩号、拉纤号、闲号等十种类型，现已整理出22首。起锚号“嘿呦——起锚喽”短促有力，适配起锚发力；拉纤号分平纤与急纤，平纤号“哟嗬——慢慢走嘞”舒缓悠长，急纤号“嘿！嘿！快使劲！”急促激昂，精准适配险滩场景；摇橹号“咿呀——摇橹哟”节奏均匀；靠岸号则悠长婉转，每一种号子都贴合具体劳动场景。

　　衬词是劳动号子之魂。许多看似无实义的衬词，实质是地域文化的号声载体。大运河船工号子的唱词多以“嘿、呦、哇、嗬”等衬词为主，极少有完整的歌词，或者说没有预先备好的唱词，都是劳动现场的即兴发挥，依靠衬词凝聚力量。而且这些衬词的语音多是基于当地的方言，可以说号子也是当地方言的活化石。几乎不用听旋律，只听衬词怎么发声，就能判断这条船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北京段通州号子典型衬词是“嗨——呦”“哎——嘞”“嘿呦——呀哈”，受北京方言影响，词尾带滑音，且舌位靠后，共鸣浑厚，衬词里儿化音极多，听起来干脆利落，圆润、从容；山东段号子的典型衬词是“哎——嗨”“嘿——呀”“嗨——唻”，受山东方言（冀鲁官话/中原官话）的影响，很少用长音“呦”，而是用短促的“唻”（发音类似于“赖”），短而重，收尾干净，硬朗、顿挫；江苏段号子衬词整体特点是软糯、抒情，包含“呐——”“呀——”“嗬——”，就像为旋律加入的软化剂，舌头抵住上颚，产生鼻腔共鸣，听起来水灵、绵软；浙江段号子的典型衬词是“啰——嗨”“吔——啰”“哩——咯”，收尾极快，受吴语影响，字尾是声门闭锁发出的音，这里的“咯”在方言发音中开口度小，声音显得短促、清亮。大运河从北到南，船工号子的风格各异：北方河段（京、津、冀、鲁）号子雄浑刚健、声韵遒劲，南方河段（苏、浙）号子婉转柔和、声韵温婉，中段（豫、皖）兼具南北特质。

　　20世纪中期，因机械航运兴起、河段断航等因素，船工号子逐渐淡出了航运场景。进入新世纪后，船工号子因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象征被当作“地方人文精神载体”，自此进入文化保护与活化传承的新阶段。

　　大运河船工号子早已超越劳动歌谣的属性，成为保存民族记忆、凝聚精神力量的文化瑰宝之一。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