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娇俨 陈曦（媒体人）

　　2023年9月26日，在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工程施工过程中，人们在地下4至6米处挖出了大型木材。考古工作者在泥土中发现了战国黑陶豆、印纹硬陶罐、原始瓷杯……尘封2500多年的越国都城，被意外叩响了城门。而在不远处的和畅坊遗址，在更深的地层中，甚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遗存。

　　这些发现，首次揭示了古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治核心区的文化面貌。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名单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赫然在列，实证了绍兴古城拥有6000余年人居史、2500余年建城史，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探方坑壁上，一道道地层线清晰可辨：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东周印纹陶、汉六朝瓦当、唐宋瓷器、元明清青花……层层叠压，这种“重叠式”的城市演化模式极为罕见，证明了绍兴是中国少见的“城址不移、古今重合”的古都型城市。

　　一座城，如此坚定地锚定在同一块土地上。这背后，靠的是地理优势的庇护，更有文化积淀的厚度，以及贯穿其中的精神基因。

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山阴丞印”封泥 何雯摄

　　空间：骨架应天造

　　“绍”者，继也，“兴”者，盛也。二字合而为“绍兴”。

　　宋高宗赵构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这两个字便成为古城的名字，沿用近900年。名字是空间意涵的凝缩。越州从此与“绍兴”紧紧绑定——它不仅是一座城的名字，更是一种期许。

　　走进现在的绍兴古城，昔日的空间逻辑依旧清晰可辨。9.09平方公里的古城区，“山、水、城”一体的格局一直在传承。

　　这一切的起点，是公元前490年。彼时，兵败夫椒、退守会稽的越王勾践，命谋臣范蠡筑城建都，“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范蠡接下了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据《吴越春秋》记载，这位楚国来的策士绝非仅仅着眼于一城一池。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三圆三方”，最终在卧龙山（今府山）东南麓建起了一座周长只有1.2公里的小城。城倚会稽山北麓，正好坐落于9座大小孤丘与多条河道构成的棋盘格局之中。

　　这9座山，大多是海侵时期露出水面的孤岛，分别为卧龙、蕺山（戒珠山）、怪山（塔山）、白马山、彭山、火珠山、鲍郎山、蛾眉山和黄琢山。九山之中，体量最大的是卧龙山，踞于古城西北，因形如卧龙盘踞而得名。蕺山坐镇东北，因越王勾践曾在此采食蕺草（即鱼腥草）充饥励志而得名；怪山位于城南，海拔不足30米，却有一段离奇传说。《吴越春秋》记载，越国都城建好后，此山忽然从琅琊东武海中“一夕飞来”，让当地百姓惊诧不已，故又名飞来山。这3座山在城内鼎足而立。

绍兴越王台 姚波摄

　　这9座山丘撑起了古城的骨架，而流淌其间的水网，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流动的血脉。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上，9座城门、9座山丘与密布的河道如棋盘般镶嵌交错——曾经的布局并未被时间抹去，反而在新旧共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当时城内有河道33条，总长约60公里，河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另有港、溇多处，大小湖池27处，水面约占全城面积的20%。仅府河一条，便贯穿南北，西边属山阴，东边属会稽，两县同城而治，以河为界，堪称中国城市史上独特的风景。

　　河道的布局，更暗含古人精妙的规划智慧。古人依照地势，首先将穿城而过的南池江辟为南北向的市中心主干河道；又将坡塘江从水偏门导入城内，成为西半城的南北主干道；同时将平水西江从东郭门导入，形成稽山河，成为东半城的南北主干道。3条大致平行的南北纵向河道，如同城市的主动脉，再辅以东西横向的支流，最终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城郭水网。

　　更令人称奇的，是水门的设计。绍兴城原有9座城门，其中竟有4座是水门——船只可穿城门而入，直抵城中心。浙东运河，将城内3条南北主干河道串联在一起，激活了整个水系；护城河则分为内外两重，内护城河“广一丈八尺，深七尺”，外护城河的宽度更达一般护城河数倍，承担着水运调度和码头的功能，让“水城”二字名副其实。

　　山丘河道，为范蠡的筑城提供了天然的骨架与血脉。这种“山、水、城”三位一体的格局一经确立，便奠定了此后2500年绍兴城的基本骨架——哪怕朝代更替、人口增长，这座城的轮廓和内核始终没有动摇。

　　范蠡曾不无骄傲地对勾践说“臣之丛城也，其应天矣”——他要在这片崭新基业上，堂堂正正地承接皇天定数。

　　在稽中遗址地下6米深处堆满了纵横交错、叠压铺设的巨型木构件，它们间隔分布，像一张张巨大的木筏铺展在地层深处。这就是构成越国宫台建筑基址的筏状木构基础。

　　南方多沼泽湿地，地下水丰富，土质松软，在这种地方修筑高台十分困难。古越先民想出了科学的办法，先铺设木构筏状基础，上面再放置矩形础板，础板中部立柱承接建筑压力——既能加固地基，更能有效防止沉降。这套营建技艺，融合了南方传统干栏式建筑技法与中原台基式建筑技术，是古代越人主动吸收中原文明建筑技术，创造出的“地下木构+地上台基”的独特范式。

　　战国秦汉，郡守沿用越国基址；魏晋隋唐，官署祠庙在原处重建；宋元明清，州府衙署不离越国宫台故地。稽中遗址与塔山和畅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汉代的官署建筑，直接叠压在东周地层之上。

　　每一代匠人，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稳稳地在新宅基下承接着上一代的地基——这种“重叠式”的城市发育模式，让绍兴在中国古城中独树一帜。

　　地理：山河自为屏

　　绍兴城址2500年不移，也深受周边地理的影响。

　　远古以来，这片区域历经多次海洋与陆地的变迁。在更大的地理范围里可以发现，绍兴的地质构造塑造了一座“四山三盆二江一平原”的天然迷宫：市境正处于浙西山地丘陵、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的交汇处，地势南高北低，形成群山环绕、盆地相间、平原集中的特征，地形骨架呈现一个“山”字形。

浙东运河蜿蜒穿过绍兴城 章斌摄

　　摊开地图，绍兴的避险优势一目了然。城外，南面的会稽山脉挡住了来自南方的山地部族侵扰，西北的龙门山等丘陵山地成了防御台风的天然屏障，东南的四明山则在汛期削减了降雨和风力的冲击。这些山脉配合城内的塔山、府山等9座天然孤丘，构筑起环形的立体防护带。此外，因绍兴北临杭州湾，东北面的钱塘江口连通海洋，为避难提供了水路通道。

　　这种“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天然格局，使绍兴在冷兵器时代具备了极强的防御优势。

　　但仅仅是“隔绝”，还不足以解释一座城市2500年的生命力。

　　它在深藏于山水褶皱之中的同时，又通过水网保持了对外的通达。密布的河流通过浙东运河连通中原与东海，以南池江、坡塘江等5条河为水脉，既灌溉稻田，又运兵通商。

　　这使绍兴既是避乱之所，又是通衢之地。这种“封闭中的开放”，正是绍兴城址不变的物质根基。加上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习性，使得他们世代在这片天地中讨生活，不轻易外迁。

　　更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方水土的物产。绍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约16.4℃，平均年降水量1300至1400毫米，无霜期长达230天左右。稻作农业自上山文化时期便已成熟，在小黄山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稻米、水稻植硅体及农耕工具，证明9000多年前这里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丰饶的物产，支撑了一个又一个政权在此扎根而不必迁徙。

　　公元前494年，越国在吴越争霸中遭遇惨败。据《史记》记载，“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所谓“保栖”，即据山以守，如鸟栖于木以避害。勾践看中的正是会稽山雄险的关隘地形。此后，勾践便“徙治山北”。

　　从越国凭地形“保栖”到魏晋以山川为屏障远离中原战火，再到唐宋以降，绍兴一次次证明了什么叫作“乱世中的避难所”。

　　如今，始建于南宋的八字桥陆连三路，水通南北，依然安静地横跨在稽山河上，与周遭的街巷民居融为一体。在八字桥历史街区仍能体验“桥桥相望”的水城意境，在仓桥直街历史街区仍能看到“一河一街”的经典格局。这座有“万桥之乡”美誉的城市里，桥梁密度远高于意大利威尼斯，难怪一直以来，在绍兴坊间流传着这么一行诗句：“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

　　文脉：风流入诗来

　　千年以来，绍兴不仅指代这座古城，更外溢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坐标。

　　西晋末年，北方战火连天，永嘉南渡的士族们顺流而下，一路向南，寻找一方能够安顿身心的净土。会稽山水佳胜，鱼米丰饶，且远离中原的战乱，成为北方侨姓士族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豪门望族在此置田宅、修园林、讲学论道，将中原礼乐文化带入越地，与本地风物相融合。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约谢安、孙绰等41位名士，于山阴兰亭举行修禊之礼。众人列坐于曲水之畔，酒杯顺流而止，即兴赋诗，终汇为《兰亭诗集》。这或许是文化史上最文雅的一次“漂流瓶游戏”。王羲之挥毫作序，书写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序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等句，将山水审美、生命哲思与书法艺术熔铸为一。从此，兰亭不再只是一处地名，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标记。

　　兰亭之后，“魏晋风流”便成为绍兴人文气质中最迷人的标签。名士们在此隐逸、谈玄、饮酒、吟咏，在动荡的时代中坚守精神的独立。从王羲之的墨池到谢安“东山再起”的东山，东晋士人的形迹，将绍兴的山水染上了诗意的色彩。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其描摹越地风物的诗句，成为后世诗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更重要的是，兰亭雅集确立了一种范式：文人的活动不必在朝堂宫苑，而可以在山水之间自由展开。

　　此后的“浙东唐诗之路”，正是这种范式的延伸。

　　据考证，走过这条路的诗人有400余位，占《全唐诗》作者的近五分之一，留下诗篇1500余首，时间跨越近300年的唐王朝。这条路从钱塘江出发，经绍兴的鉴湖，向南经剡溪、新昌、天姥山，直到天台山石梁飞瀑，全长近200公里。李白于此长吟“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杜甫20多岁时便在这里盘桓数年，晚年仍念念不忘——“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白居易、元稹等大诗人也纷纷留下墨宝，元稹一句“会稽天下本无俦”，正是对绍兴人文气度的最高礼赞。

　　天姥山、若耶溪、鉴湖、剡溪，这些地理坐标被诗人们反复吟咏，早已超越山水本身，成为唐诗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意象。

　　后世文人即便从未到过绍兴，也可以通过唐诗的书写，在想象中完成对越中山水的“卧游”。山水即文脉——这种“文学地理”的建构，反过来强化了绍兴在文化版图中的中心地位，也让这座千年古城与脚下的这片山水愈发血脉相连、历久不移。

　　基因：胆剑藏精神

　　2500年的城址不移，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叠压着先人的足印，意味着这里的每一次文化高峰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永远有一条精神之河在2500年的历史河床上奔涌不息。

　　在绍兴的文化基因中，有一股最为深沉、最为刚烈的潜流，每逢历史的关键时刻，便会激荡而出。这便是“胆剑精神”。

　　“胆剑精神”，首先让人想起的，就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在江南那看似柔情的山水里，偏偏孕育了世上极为刚硬的剑魂。

　　剑，是越人常用的武器，韧而不脆，宁折不弯。在吴越槜李之战中，“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地之人的刚烈性格，这种敢于直面生死的勇气，在当时的列国中无人能及。

　　《吴越春秋》记述，吴王也命干将、莫邪铸剑。在民间传说中，莫邪是越国铸剑祖师欧冶子的女儿。最后，莫邪投身炉中助熔，铸成雌雄双剑。这个故事虽为神话，却极贴合越人刚烈决绝的性格底色——以血肉之躯投入烈焰，铸出能断金石却亦能自戕的利剑。

　　胆剑之魂一旦注入这片土地，便再也不会消散。时光流转，它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悄悄渗入了文人的笔墨与气节之中。当金戈铁马的争霸时代远去，另一种形式的“胆剑”开始在诗行间熠熠生辉。

　　宋代诗人陆游，在国破家亡之际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胆剑”在诗篇中的呼号。这位生于山阴的诗人，一生都在等待北伐的消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嘱托儿孙。他的诗中没有剑影，却处处是剑气。明末清初的文学家王思任拒绝降清，留下“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是“胆剑”在气节中的坚守。

　　待到近代，这条精神之弦迎来了最壮烈的鸣奏。1907年7月15日凌晨，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据当时的报刊披露，秋瑾就义时拒绝了清廷的种种威逼利诱，从容不迫，甚至微笑着对后辈革命者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并留下一句“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震撼后世。

　　这根精神之弦最响亮的共振，无疑是鲁迅。他对故乡的批判带着锐利的锋芒，《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孔乙己》中落魄读书人的酸楚，《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荒诞，《呐喊》中对国民劣根性的精深剖析，都带有深刻的绍兴印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完全可以视为胆剑精神在现代中国最睿智、最痛苦、却也最充满希望的变奏。

　　这条精神的河流，从春秋战国发源，流经魏晋的曲水、唐宋的诗篇，在明清的笔墨间低回，到了近现代，终于激荡成潮。它渗进这片土地的每一条缝隙，又在一代代人的心里，重新涌出。

　　城市：古今相共续

　　此刻，登上府山飞翼楼，夏日的风从会稽山方向吹来。相传此楼最初为范蠡所建，1998年重建后，成为绍兴古城内的制高点。凭栏而望，整座古城像一幅缓缓展开的长卷。

　　仓桥直街便是这幅长卷中颇为动人的段落。1.5公里的青石板路，43座临河的台门，白墙黑瓦，乌篷船缓缓摇过。800多户老居民仍住在祖辈留下的老屋里，午后阳光斜照进堂屋，老太太在门槛上择菜，隔壁传来孩子嬉闹的声音。

　　20多年前，这里曾面临拆与留的抉择。最终，人们选择了“微改造”——保留着原住民，不拓宽老街，只在必要处加固梁柱、疏通河道。2003年，仓桥直街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评语称它“成为中国遗产的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展示地”。

　　活生生的——这3个字，比任何奖杯都重。因为这里的每一声招呼、每一次开窗，都是水乡生活本来的样子。

　　当时，国内许多历史街区在改造中面临“人去楼空”的困境。仓桥直街的保护工程则严格遵循“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三大原则。施工时，匠人们用手工切割的旧青石板铺就路面，允许不规则铺设，保留了老街的温润。对两边的河坎、踏道的每一次修补，用的都是旧石料；门窗细部均按原样用旧材，墙面涂刷用纸筋灰，力求一砖一瓦间还原古貌。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街道。现在，走在仓桥直街上，游客和原住民交错而行，互相成为风景。这边，震元堂药铺飘出草药香；那边，孔乙己酒家的幌子在风里轻轻晃着；巷口炸臭豆腐的油锅滋滋作响，隔壁卖黄酒棒冰的小摊前排着三五位年轻人。在这条并不算太长的街道上，能吃到各种绍兴美食，买到各种绍兴特产，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流淌下来的绍兴风情。

　　青藤书屋，则迎来了另一种“新生”。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故居，院子极小，仅容数人转身。多少年来，慕名而来的游人只能挤在那方寸之地，对着那棵青藤遥想徐文长的癫狂与才情。

　　直到前几年，隔壁那座关停了20多年的旧机床厂被重新审视——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徐渭的“外厅”？于是，厂房的红砖墙被保留下来，上面架起轻盈的现代屋顶，近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了徐渭艺术馆。

　　原本局促的青藤，有了呼吸的空间。游人先在艺术馆里看尽徐渭大写意的花鸟，再踱步到老台门内喝杯咖啡。历史没有被围栏圈住，而是被请进了当下。工业时代的旧厂房与旷世文人的不羁，竟在这个时代奇妙地握手。

　　如果说，考古发掘为古城2500余年城址未移提供了物质实证，那么仓桥直街的原住民保护、青藤书屋的有机更新和遍布全城的微改造工程，则为我们提供了同一块土地何以能在跨越数十个世纪的岁月中始终保持活力的当代答案。真正的保护不是将古城凝固成标本，而是让历史与生活在同一片空间里共生共长。

　　极目远眺，书圣故里的古巷院落藏于浓荫之间，仿佛散发着墨香；不远处鲁迅故里的老宅庭院错落，游人如织；阳明故里静立一隅，沉淀着心学文脉。三山相映，三水环伺，三大故里各藏风华，将山水、文脉与烟火融为一体。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幅幅真实流动的生活图景。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