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作者：苏东林（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科研之路，始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世界。

　　1979年，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踏入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领域。随着学习深入，我深刻认识到，电磁世界绝非孤立的学术范畴，而是守护国家重器、保障国防安全的战略阵地。电磁干扰隐蔽且极具破坏力，一旦在关键装备上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无形却致命”的战略价值，让我坚定选择电磁科学作为毕生研究方向，立下“以电磁之学，护家国之安”的誓言。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全身心投入电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该领域基础薄弱，关键问题缺乏系统理论支撑，成熟工程方法更是稀缺。面对装备系统复杂度与日益提升的工程需求，我们从零起步，探索并逐步搭建起理论体系与技术路径。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明晰，电磁兼容是高度交叉的系统工程，涵盖电磁场理论、电子电气信息控制等系统设计、材料特性与整机结构等多个维度，唯有从系统层面整体思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彼时，不少人将电磁兼容视作“玄学”，问题出现后只能盲目试错。我和团队暗下决心：要把“玄学”变成科学，实现电磁干扰可预测、可设计、可控制。

　　科学家的使命，是主动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直面最艰巨的挑战。为获取真实数据，我们在地表温度六七十摄氏度的试验场连续数日采集电磁环境，在寒冬零下30多摄氏度的试验场驻守，在机库中通宵排查故障。一个问题往往要反复推导数月乃至数年，实验与理论相悖时，只能一遍遍追根溯源。长期户外工作让我患上日光皮炎，即便盛夏也需穿长袖；但每当攻克干扰机理、锁定问题根源，那份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抚平所有艰辛。

　　深耕数十载，我们前瞻布局、主动谋划，提出早期量化设计代替后期试错改进的理念，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系统级电磁兼容量化设计理论与方法，向国家倡议并建立了“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学科方向，成功破解多项重大装备电磁兼容技术难关，成果应用于20余种国之重器，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核心根技术支撑。我常告诫学生，电磁研究既要心怀家国大义，更要尊重科学规律，唯有掌握核心机理，才能让大家认知到电磁环境不复杂，让国家在无形疆域的安全得到根本保障。

　　做学问既要攻克当下关键科学与技术难题，更要布局学科未来、培育人才梯队，让报国初心代代相传。从教30余年，我始终坚持为本科生讲授《电磁场理论》，这门承载家国情怀的“金课”，在与学生的思想碰撞中，不断深化我对理论本质的理解。出国访学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解决中国工程问题，必须吸收国际经验，更要构建自主理论技术体系。我始终以家国情怀为底色、自主创新为要求、解决问题为导向培育学生。开学第一课必讲北航校史与“电磁魂”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家报国初心；鼓励学生不盲从跟风，深耕原创性课题，教导学生们要有磨钉子的精神，甘坐冷板凳，围绕硬骨头科学问题久久为功，同时带领博士生深入工程一线，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锤炼本领。

　　响应国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号召，我向国家建议并创办了《电磁科学》（Electromagnetic Science）学术期刊。有人问我，为何要亲自创办这本全新英文期刊？答案很简单：做学问不仅要解决当下难题，中国学者也要立志为学科搭建瞄准世界级水准的舞台，这正是我治学的核心理念。回首40余载科研路，我对做学问的心得可概括为：敢闯无人区，甘做栽树人。前者是科研的锐气，后者是学问的传承，创办期刊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实践。电磁域是大国博弈的“隐形战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电磁领域产出顶尖成果，却缺乏对等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我始终坚信，在祖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中国学者应当有能力主导一本比肩国际顶刊的电磁综合性期刊。做学问必须严把质量关，让每一项成果都经得起历史推敲。《电磁科学》编委团队坚持优中选优，拒绝学术“灌水”，只收录推动电磁科学前沿、服务国家电磁安全的硬核成果。

　　做学问、搞科研，既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也要敢于迎难而上、挺身而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电磁领域注入新动能，但扎实的理论基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为国担当的家国情怀，永远是科研路上的立身之本。瓶颈期看似停滞，实则是厚积薄发的积累，坚持与开放并行，跨学科交流合作，总能为难题打开突破口。

　　40余载治学，我始终坚守：科研要奔赴真现场、了解真需求、寻找真方法、解决真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国之重器上。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未来电磁安全领域挑战依旧严峻，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电磁人接续奋斗、脚踏实地、持续创新，必将在无形战线行稳致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电磁安全基座。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