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继恒（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每到端午，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屈原，这个名字与这个节俗一起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里。这位“全民偶像”并没有留下真实的画像，他在千古名篇《离骚》《橘颂》《渔父》的字里行间，为自己留下了另一幅“自画像”：长剑高冠、佩玉戴兰、独立不迁。自南北朝起，历代画家以笔墨追摹这个从未见过的身影——史艺画他的抗争，李公麟绘他的忠贞，梁楷借他寄托国破之痛，陈洪绶以他倾诉不遇之孤。每一个时代的屈原像，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艺术家的忧思与风骨。本期由南通大学何继恒副教授为我们梳理千年屈子图像的流变脉络，图像中鲜活的屈原早已不止于一个人，而是一颗被反复摹写、生生不息的楚骚之心。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其高尚人格及绚丽诗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这位伟人，后世始终心存崇敬与好奇，自南北朝起，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画家以笔墨丹青对屈原形象进行艺术再创作。纵观历代屈原画作，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肖像画，以描绘屈原的样貌为主要内容；二是故事画，画面围绕屈原展开，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实，无论是肖像画还是故事画，与诗人自塑的形象相比，图像中的屈原已然发生变化。历代画家受文化风尚、时局背景、个人情感等多因素影响，往往有意识地选择展示屈原的某些特征，通过绘画对其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从而塑造出一个个精神样貌迥异的屈原形象，也为后世的我们了解屈子面貌打开了一扇多维之窗。

　　高洁脱俗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早年便立志成为一名扎根楚国、志行高洁的政治家。“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颂》开篇，屈原便借橘树禀受天命不离故土的天性，表达出自己永世扎根楚国的诚挚之心。而橘树具有的高尚精神：独立不迁、横而不流、闭心自慎、秉德无私，也是诗人精神形象之具化。

　　先秦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与屈原相关的只言片语，画家想要绘写屈原，唯有从其诗歌入手，寻找表现其神貌的蛛丝马迹。细读屈赋诸篇，尤其是那带有自传性质的《离骚》《九章》，以及诗人晚年的作品《渔父》，其中确有屈原对自我形象的生动展现。作为一名内外兼修的贤良之士，屈原亦十分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无论是《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还是《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都向世人展现出屈原形容焕发、超凡脱俗的动人风姿。由此，长剑、高冠、佩玉、戴兰等象征屈原高洁品质之“奇服”，便成为历代绘画中屈原外在装扮的标志。

　　屈原是一位清醒的抗争之士。楚怀王听信佞人，不耐屈原的直谏而开始疏远他，面对楚国党人的蝇营狗苟，屈原在《离骚》中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也展现出了鲜明的抗争精神。以图像形式提炼屈原精神中富于抗争性的一面，南朝宋史艺《屈原渔父图》是难得的代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最早载有此图，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末清初萧云从《离骚图》亦有所录。是图今虽不存，但画面信息仍可窥知一二：郭若虚将《屈原渔父图》纳入“古之秘画真图”之“高洁”目下，显示其立意颇高，而萧云从认为此图乃存三闾真容——头戴高冠、身佩长剑，则为屈子高洁品质之表征。可知，史艺作《屈原渔父图》正是为表现屈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

　　此外，明万历癸巳年（1593）刻《历代圣贤像赞》本《屈大夫像》所系之赞亦强调了图像中屈原被赋予的抗争精神，其辞曰：“薰莸殊器，泾渭异途。以子洁修，岂容群污。义合有权，子弗忍恝。此志皎然，争光日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子固守清洁之志的赞誉。

　　忠贞爱国

　　屈原在早年作品《橘颂》中深情表达了自己对楚国“深固难徙”的挚爱之情，这种情感伴随其一生从未改变。无论是《离骚》中的“行而复止”，还是《哀郢》中的“狐死首丘”，都是他眷恋乡国的具体表现，而《离骚》中“恐皇舆之败绩”更饱含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感，使屈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画家常以屈原作为艺术载体，通过笔墨语言高歌其民族气节。这些作品既体现了创作者对屈子坚贞品格的推崇，也隐含着特定时代下文人士子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

泽畔行吟图 梁楷（南宋）

　　现存较早表现屈原悲国情怀的作品，乃南宋梁楷所作《泽畔行吟图》。历经靖康之变的梁楷，借屈子行吟之事，于图像中抒发了自己的乡国情怀。画家以寥寥数笔，透过小小的团扇，向我们展现出一幅意蕴深邃的画面：淡墨渲染的云气缭绕于群山之间，山崖下是一片浩渺的水泽，若干苇叶在石坡上随风摇摆；屈原策杖行吟于泽畔，仰面向右，远眺前方，似有望乡之意。人物用线行笔厚重，画面占比细小，于宏阔的意境中，营造出一股浓郁的悲国之情。

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 萧云从（明末清初）

　　宋元之交，画家郑思肖亦作《屈原餐菊图》来抒发自己强烈的故国之思，深刻表现出其对屈骚精神的自觉承续。明清之际，萧云从更以悲愤之笔写《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塑造出中国画史上独具特色的屈原形象。画面以简练的构图呈现三位人物屈原、郑詹尹及渔父，背景则采用留白处理。图中屈原形象刻画细腻：面容憔悴，须发垂落，头戴高冠，腰悬长剑，身着宽袍。其面左而立，手持巾帕，作问询状。渔父造型质朴，束发跣足，面带微笑，左手执竿，右手持桨，背负斗笠，腕挂鱼篓。郑詹尹持占卜器具，神情慈祥，与渔父并肩而立，面右向屈原。人物描绘笔法洗练，形态古拙典雅，颇具六朝绘画遗风。画家借古喻今、托物言志，表达出慷慨悲凉的遗民之志。

九歌图（局部） 张渥（元代）

　　“忠君”思想在屈原诗歌中多有表现，有关屈原的画作中常将屈子塑造为一位至贞的忠君之臣。身为楚国贵戚之卿，面对楚王的猜忌、背弃，乃至被谗见疏、遭祸放逐，屈原虽“怨君”，但更“忠君”。自东汉王逸盛誉屈子“忠君”之思后，对屈原“忠正之义”的颂扬便代代传递。据萧云从所述，南朝梁张僧繇曾绘《屈原石本名臣像》，其中人物形象丰肥饱满，有别于后世所绘屈原行吟泽畔之憔悴瘦削。既为石本名臣像，便是刻于石壁，以屈原之志起到对当时臣子的劝诫作用。至宋代，李公麟以诗意入画，绘写《屈原卜居图》《屈原对渔父》二图，表达了对屈原忠君之思的崇扬；其亦于诸本《九歌图》中，绘屈原肖像于卷首或卷尾，以示屈子入世之风、忠君之志。

　　孤独不遇

屈子行吟图 陈洪绶（明代）

　　屈原在诗歌中多次提及“不遇”，既有知音“不遇”，亦有时代“不遇”。人生种种“不遇”造就出屈原身上一个显著的特质，那就是“孤独”。当他晚年流放江南，“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时，那个原本生气勃勃、气宇轩昂的他，早已如《渔父》中所言，变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西汉司马迁给屈原作传，又在此基础上为他添加了“被发”的细节，强化了其孤独、凄楚的诗人气质。后世画家绘写屈原，往往将其孤独之特性与自我之个性相结合，以此抒写个人情志。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是图作于明万历丙辰年（1616）。据老莲自述，此乃与姻亲来风季学骚、唱和有感之作。陈氏早年经历坎坷，屈原之际遇、楚声之悲戚，触发了其身世之感，使其与屈子之孤寂产生共鸣。画中屈原愁眉锁目，形容憔悴，徐步行吟于泽畔。人物塑造传达出其内心的孤独与惆怅，而大量留白，辅以疏落点缀的枯木、荒草及顽石，则构筑出一种幽寂凄清的意境。如此为之，既突显了屈子不遇之孤独，亦寄寓了画家内心的孤寂与感伤。

　　南京博物院藏朱约佶《屈原像轴》是表现屈原不遇的个性化代表。是图绢本，淡设色，绘屈原浓须、束发，衣襟半敞，昂首踞坐于古木之下。画面背景简洁，大面积留白渲染出一股苍凉、悲怆之意。透过画幅右上方款题可知，身为明宗室的朱约佶，将自身遭际与屈原所遇相联系，颇有借屈子不遇，抒己忧、述己志之意味。

屈原图（局部） 陈撰（清代）

　　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陈撰《屈原图》，在人物造型处理上亦有着独特的艺术创新。是图纸本、墨笔、淡设色，绘屈原侧身仰首向天之形象。与传统清癯悲苦的造型不同，画家以简括之笔墨勾勒出人物丰腴饱满的身姿。其笔法洗练而富于韵律，线条奇趣古拙，生动传达出屈原内心之郁结不平。纵观画家生平，其性格孤高狷介，不谐世俗，且一生困顿场屋、终与功名无缘。陈氏于雍正七年（1729）端午之日绘写屈原，其纪念、追思之意自不待言，然画间弥漫的自我感伤亦显而易见。

　　值得注意的是，命运的劫难虽然改变了屈原的形貌和心绪，却无法动摇他的初心、摧折他的傲骨，直至其临绝之音的唱响——“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其崇高伟岸的精神如日月般辉耀千古。

　　画家以丹青绘写屈原，或凸显其社会价值，或借其抒写个人情志，此中蕴含的楚骚之心，在千年传递中，无不令观者感之于心、动之于情。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2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