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

　　“形势”，意指事物发展的状况。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形势”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实践性的认知范畴，其内涵主要指向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看清自我定位、敌我分野、革命前景、世界大势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要想回答好这一课题，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念及其相关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本文拟从建党前后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念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对这一问题略作阐释。

　　一

　　1921年新年，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谈道：“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陈独秀后来谈到自己转向社会主义之原因时也提到：“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

　　这种思想转变是20世纪初世界革命形势与民初政治社会危机交叠作用的结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精神推力。同时，这种转变或者说选择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形势问题的认知视阈。大体而言，革命先驱倾向于从阶级斗争基本原理、全球经济普遍联系、世界革命一般趋势及其对中国影响来确定自身所处时代方位，进而推出中国选择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通向社会主义之必然。李大钊即曾指出：“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批判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真正把内外形势联系在一起，将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提升到世界革命的全局性高度，并给出整体性判断：帝国主义是中国苦难总根源，军阀统治是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代理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环，必须“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些论说能给人以一种理论自信，关键在于有力回应了是否应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即“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这份强大自信在革命“播火期”里形成了最初的内驱力。

　　中国共产党确立“反帝反封建”方向后，主要围绕“时代”“国际”“世界”“未来”“理想”之类宏观概念看问题，一时很难由此看清中国的具体形势。所以从中共二大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8页）。受马列主义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俄国经验对中国革命特定形势做进一步分析，意识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应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结成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下一阶段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自此，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目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基本判断被普遍接受，成为嗣后较长时期中国共产党分析形势时的重要理论起点。

　　这些判断虽抓住革命形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仍以共产国际认知框架、指示命令为准。无论是时局主张还是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对阶级结构、城乡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缺乏独立深入体察；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农民问题根本性、武装力量关键性也缺乏估量。虽然杨闇公在国民党二大上已察觉汪精卫、蒋介石等“恐怕都是有用心”，但还是自我开释道：“在这个过程，我们无论如何是要携手的！”（《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68页）以妥协求团结的形势判断，最终被国民党反动派相继背叛革命的残酷现实击碎。大革命的失败说明，脱离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真实对比，脱离敌我矛盾复杂态势的形势认知，必然导致政治路线判断的失误。

　　基于对大革命的反思，苏维埃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形势的判断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紧张。一方面，党在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明确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确立了武装斗争与工农联盟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在革命阶段定位、敌我力量对比、革命道路选择等关键问题上，也出现一些“左”倾错误。偏误主要在于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高估革命力量，坚持城市中心暴动模式。其根源在于未正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占据主体的基本形势，这种错误的形势观念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根据地摸索出立足中国现实的形势分析方法。他们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出发，认识到红色政权完全可以在乡村长期存在并有所发展，由此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在实践中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当然，这些探索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发明，也有对列宁、斯大林观点的吸纳。换言之，共产主义运动从西方到东方的迁移过程是分步骤的。苏俄经验在革命初兴时起到过渡性桥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观察内外形势时加以借鉴是自然而然的事，但火种落地后“中国化”的问题就得慢慢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就是一个侧重实践性的回答。这一判断不再从理论教条与外来经验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阶级力量、政治格局综合立论。这种形势分析方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念由外部引动转向自主探索，为未来埋下伏笔。

　　二

　　1935年3月17日，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长的赵镕听了上级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即作诗一首：锦绣河山起狼烟，东瀛日寇祸连年。内忧外患天将坠，人祸天灾履深渊。黔北重镇霹雳响，中央会议震溢边。垂恩救主濒伸手，扫清妖雾见晴天（赵镕：《长征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这也是遵义会议后干部如何认识政治形势的注脚。诗不只是抒情，有相当篇幅在谈内外形势之危急，蕴含着现实关切。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不少干部日记都留下了对反“围剿”失利的省思，他们开始敞开心胸直面严峻形势。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党内逐步确立是遵义会议重要成果。而这一政治成果建基于党在形势判断上自主性的增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根据中国革命现实作出独立判断。会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形势判断与战略指挥的失误，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方向必须依敌我力量、地理条件、敌人内部矛盾重新确定。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判断形势时思想策源转向内在，重大决策真正开始锚定中国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这不仅是军事、组织路线的转折，更是形势判断方式方法的转折。遵义会议后，红军作战并非没遇挫折，但我们党始终坚持因势利导、及时纠偏，耐心细致地开展针对干部队伍的形势传达、政治教育。这使得各级干部“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长征胜利即得益于党中央一系列审时度势、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抵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全面审视内外形势。1935年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同期欧洲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后进一步调整形势判断，明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确定党的主要任务由土地革命变为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种形势观念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救亡大局、各方力量对比与国内外环境做出精准分析判断，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方针，体现出高度政治智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并不平顺，一些党员干部对形势估量亦有偏差。对此情形，党组织开展空前规模、频率的形势报告会、讨论会，让更多同志参与分析、把握新形势。红六军团召开的讨论主题即是“党为什么要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第127页）这些讨论会都很热烈，往往严重超时。前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为此专门开设“形势策略”方面的党课。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更连续四次致信中央，把形势分析判断问题与历史上经验教训联系起来，最终上升到“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层面。他认为，过去“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正是在这种健康、热烈的党内思想氛围中，中共中央对这一阶段形势做出权威阐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关于革命“阶段问题”，毛泽东跳出与俄国革命找对应关系的框框，在承认目前是民主革命阶段前提下，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路：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关于新阶段革命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颇具辩证色彩的观点：“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页）就是说，在中国革命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看似弱小或者处于不利地位，但因以历史主动创造新的革命形态，掌握了革命话语主动性，故能占据“势”上的优势。

　　毛泽东对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也是他长时间阅读、思考的结果。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专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课程，部分讲纲改写为《实践论》与《矛盾论》，系统阐述了刘少奇关心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次矛盾升降”等观点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判断形势时的主要理论工具。到全民族抗战前夕，围绕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动力、敌我对比的逻辑链条，毛泽东等人已大致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形势分析框架。但当时，普通党员干部对形势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升。

　　三

　　1937年7月13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六天后，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听新闻后认为：“南京对卢沟桥事件态度较强硬。各广播电台的救亡呼声以及左倾革命言词亦逐渐出现了。这是中华民族死中求生的好现象。”（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也提出：“中国只有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是唯一的出路，绝无和平苟安的可能；再则，抗战一定能够胜利。”（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他们的看法体现着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基本判断，即一方面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强硬态度予以积极评估，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迟疑、妥协也有所防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体现，也是加强形势教育、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著作的成果。

　　事变爆发之初，红军指战员士气高涨，“无不摩拳擦掌，巴不得立刻出动”，但他们对抗战面对的困难还缺乏充分认识。有干部听了新闻就认为，“日军亦不可畏，亦无多大战斗力”（《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第357页、第360页）。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抗战的“长时间性和残酷性”，反对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力主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基本思路。经洛川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民族抗战路线，要求全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将中国革命置于更加广阔、复杂且充满变数的历史场域中，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念的系统化、普及化提供了条件。在全民族抗战路线确立、人民军队在敌后逐步站稳脚跟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吸收中外军事思想，由战争规律、世界大势、社会性质、力量对比出发，写就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对党内外“速胜论”“亡国论”等给予系统回应：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并将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最终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构建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念达到新高度。尤其要说的是，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中下级干部正是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不仅对军事斗争更对基础政治理论有了基本概念，这成为党的形势观念普及的关键（参见金伯文：《〈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形势观念的系统化、普及化对克服抗战相持阶段的挑战有重要意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判断不动摇，对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策略，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复杂形势能力全面提升的明证。

　　这种增强不只是外向的，也体现于党的建设领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纳知识青年和各界抗日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干部队伍力量大大增强，构成也更多元，其认知维度也明显拓展。但仍须承认，这批干部起初“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模糊的憧憬，对于抗日斗争和向往的革命只有一个朦胧的认识。他们有的是热情，缺乏明确坚实的信念”（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永远的怀念：郭峰工作文集》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党中央对这种组织状况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在整风运动中进行了教育改进。

　　整风运动的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根本上是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落实到形势判断上，即要求所有时局估量、战略分析、政策制定，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以发展眼光看待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阶段转换、矛盾转化、力量消长。同时，整风运动使得党员干部更好地找到小我在大势、局部在全局中的位置。整风运动后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形势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长期主持120师参谋工作的陈漫远在整风会上谈道：“各分区有各分区的环境与特点，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每个科长参谋的出身进步，也各不同。要分别看，又要联系着看，这样可以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才能看出工作好坏的原因及提出具体不同的改进方法。”（陈漫远：《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43年5月15日），《晋绥学讯》第4、5期合刊）因此，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形势观念成为一套比较成熟、稳定、科学的认知体系。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形势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形势观念也是自身党性的集中体现，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与自身先锋队属性和群众路线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的形势观念逐步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须循着“思想见之于行事”的路径加深研究与认识。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