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信】

　　光明日报记者 詹媛 本报通讯员 李舒沁

　　闯过了高考这一关，考生们就该琢磨怎么报志愿了：是选择家人眼中稳当的方向，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即便很苦、很难？人生之路如何选，也是一道考题……

　　92年前，有一位女生，对着这道人生考题，写下过满纸纠结。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

　　那是1934年的深秋，已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的何泽慧，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何怡贞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拿不定主意的迷茫：家人都劝我改学医，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们——父亲、四哥哥、大侄女……都主张我改行学医。”信纸上娟秀的字迹里，藏着年轻人面对抉择时的摇摆。这其实已经不是何泽慧第一次站在专业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早在两年前报考大学时，父亲就建议她学医，她自己喜欢的是艺术，可最后“科学救国”四个字，压过了个人喜好——山河破碎的年代里，年轻人都想着学些真本事才能救中国。于是她既没学医，也没选艺术，而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时的物理系，还存有偏见，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劝她们转系。何泽慧偏不，她带着女生们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末了还倔强地说：“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

　　她把这份争取来的机会看得比什么都重。可两年后全家又一次劝她转去学医时，她纠结得坐立难安。她不是不爱物理，可在那个年代里，学医似乎能比物理更直接地救苦救难，能更快地兑现“报效国家”的承诺。她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太应当学医了，我为什么不早些觉悟？！现在才想着？！”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无比纠结，在信里翻来覆去地算时间账：“二年的物理不是白念了吗？”“学医至少八年，八年下来，我不是老了吗！”

　　92年过去了，从信纸到屏幕，那份“选对了，还是错了”的忐忑，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光阴虚度的焦虑，与今天的年轻人并无二致。只不过何泽慧的纠结里，有着更多那一代人的家国担当——她反复问自己：我学什么，才能真的救中国？

　　最后，她把这道难题抛给了最信任的姐姐：“这是关于我的终身大事，请详为指示！”

　　可其实，她心里早已有了方向。这封家书，不过是她梳理自己内心的过程，最终她更坚定地锚定了初心——不转去医学，还是留在物理系。

　　1936年毕业时，她拿了全系第一名，而第二名是后来和她相伴一生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毕业之后，何泽慧去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留学，选了弹道学，理由很简单：“为中国学造大炮。”那时候，这个专业不招收外国人，更不招收女性。何泽慧骨子里的倔劲又上来了。她找到系主任，用扎实的学识和滚烫的爱国热忱打动了对方，成了这个专业第一个外国学生，更是第一个女学生。

　　后来，她和钱三强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他们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与四分裂，进一步丰富了对核裂变的认识和了解，推进了核裂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重视。她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何泽慧在信里反复权衡，最终还是选择了遵从初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需要绑在一起，这份坚定，穿过近百年的时光，今天读来依然动人。她用一生给出了答好人生选择这道考题的答案：纠结不代表迷茫，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根“定海神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为国家、民族和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4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