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黑妮（黄永玉之女）

《翡冷翠老桥》 黄永玉绘

　　一

　　1986年，爸爸得到意大利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不日就受意大利劳工银行之邀，到罗马的Academia di San Luca（圣卢卡学院）办个展。爸妈住进劳工银行安排的酒店，位于西班牙大台阶上面的The Villa（别墅）。

　　我们次日抵达。

　　好友培华住郊区，远是远了点，但他有辆令人羡慕的菲亚特500cc型汽车，全天候地载我们到处去。晚上就住在他家，一间房3人搭铺，就这么过了一个月。这种朋友上哪儿再找呢？

　　过了几日，在翡冷翠（佛罗伦萨）刚认识的研究生小王给我信息，他来罗马办事，想看看我爸的展览。认识此人也是碰巧：1986年年初，我在家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看见个东方模样的小孩儿，好奇地询问，果然是从中国来的。那时的翡冷翠没几个中国人。他刚到不久，住意大利人家，每周用淋浴的次数都有规定。数月没吃过中国东西了。于是我说：“我家就在斜对面，跟我来，给你煮碗馄饨？”于是，这位清瘦的南京青年跟着我，在厨房坐下，吃了一碗我包好存在冰箱冻格里的馄饨，好像汤里还搁了点儿紫菜。

　　听说有朋友要来拜访，正是爸妈特别焦心的时刻：那个靠它煮开水泡茶的“刚需”——电热壶坏了。

　　我说：“别急，一会儿来的朋友学高能物理，修个热水壶应该不是问题。”

　　话音未了，就听见门铃响了。

　　“伯父伯母……”“好”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就被迎进屋坐下了。

　　小王后来回忆：从未遇到过这么热心的长辈。

　　爸妈很快把坏了的电热壶端出来。小王看了一下说：“我拿回去研究研究。”用毛巾一裹，放包里了。

　　爸妈等不到研究成果，我很快在市场上买到个应急的。小王带走的壶至今没有下文。

　　小王大名王贻芳，南京人。当时有四五名在翡冷翠学习的中国学生，住同一个单元房，选了他当学生会的负责人，我们称他“小头目”。他数年后回中国，再之后当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是个头目。

　　我那时在翡冷翠上美院，开头住翡冷翠市中心，就在乌菲兹博物馆后街，之后搬至罗马门，步行5分钟可到阿诺河边。住市中心的优势包括：看展览，听音乐会，去每周放映两晚的电影俱乐部观赏片子都方便。特点也有：敲门声不断，就像小时候住北京火车站对面的时光，送人上火车，接人的，存行李的，一年到头来挂单的不在少数。而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翡冷翠，全世界各处的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朋友的朋友，他们会突然敲门，绝望地叙述没有酒店可住，在我们厨房打个地铺也成。这些突然“袭击”的客人有的还带来菜肉，坦然地利用公共厨房制作晚餐。全然拒绝不了的忙碌，成了住在名胜中心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不让同乡饥寒交迫，还得下面条，沏茶，铺铺盖。有时一周接待两拨客人。十年下来，到乡下过日子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爸爸在那个节骨眼到达，他和我都喜欢乡下：有点儿地里的活儿，养些动物，想找朋友可以约，交通不很方便，没人能轻易摸上山来。我们竟然那么幸运，在托斯卡纳丘陵上找到了间农屋，待下来。

　　1994年初夏，爸爸和妈妈来到意大利，小住3个月。我们在做搬家的最后冲刺，500cc的老爷车菲亚特，气喘吁吁地载着物品和一只名叫“长毛怪”的灰猫往山上行进。自翡冷翠家到乡下的一路，夏天气温38度左右，长毛怪的嗷嗷声频率颇高，我得不时用言语好生安慰，以减少擦身而过的开车人的回头率。两小时后，到了达·芬奇故居，停下让车散散热。当时故居烤面包的窝棚还设有公共电话，塞硬币通话的那种。我打了个电话到山上家里告诉爸妈：“你们到露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车盘山上来啊。”我们缓缓前行，隐约看到他们俩在露台上向我们招手，那种感觉真是要多好有多好。

　　1994年的夏天，我忙于新家的打理。40余岁的老樱桃树结满了果子，我采摘樱桃、李子和梨，请朋友来玩，还去夏天各村举办的团结盛会吃牛排。因为那晚的舞会是怀旧专场，选那天参加，也是想爸妈跟同辈人乐一乐。华尔兹，也叫三步舞，有快，有慢。爸妈都在行。饭后清场，几乎到的人们都上场踩着音乐节点跳起来。我说爸妈干吗不也上去跳一会儿呢，爸爸不愿。眼见一位帅气的中年男士舞步优雅，很绅士地跳完一曲就邀一位女士跳一圈。妈妈又很开心地瞧着。于是我提议：“跟这位男士说一下，让他请妈妈跳一曲。”话音未落。爸爸果断地说：“不要去邀。”

　　爸爸之后还曾独自一人来意大利，先飞罗马，再转机到翡冷翠。不料在海关被扣下，按指令进了一间屋子，爸爸拿出我的地址和电话，表示是来探亲的。海关人员不断地重复“Money, money（钱，钱）”。爸爸之后跟我说：“我当时想，嘿，海关都那么黑，不给钱不让走啦。”爸爸想出一句英文：“No money（没有钱），只有这个！”说着掏出信用卡。没想到海关人员一看信用卡，就笑了：“OK! Go, go.（好了，走吧。）”爸走出小屋，又不知往哪里走才能找到去翡冷翠的飞机，紧走几步，撵上一位很魁梧、说英文的美国非裔妇女。一番比手画脚，人家就很帮忙地把这位中国人送到机舱口了。

　　到家第一个觉睡到自然醒，已经10点，卧室门口坐着六七只等候爷爷起身的猫。爸爸走下楼，跟我说：“你怎么不叫醒我呢，好家伙，一觉睡到10点。”

　　二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类似自传的长篇，开始以《蜜泪》为题，在湖南的《芙蓉》双月刊上连载过。在意大利安静的乡下，爸爸从头写“无愁河”，又多了不少细节。爸爸跟我聊起这个长篇，说得另起个名，莎士比亚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那不如用“浪荡汉子”对一对，跟莎士比亚开个玩笑。

　　上午写“无愁河”，下午画画。理性地处理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很有点德国人的劲头。

　　我要上班，一大早烙个发面饼，里头放些肉松或肉馅，中午爸爸用烤面包的电炉一热，就着泡好的铁观音茶，午饭很易解决。园子里转悠几圈，看看樱桃的长势，还有梨和李子，这样的日子似乎特别适合70余岁的爸爸。下雨时他还背着从凤凰带来的竹匣在地里捡蜗牛。我们下午到家，锅盖缝里冒出豆豉辣椒炒蜗牛的香气，爸爸有点得意地说：“要是找到电饭锅的电线，饭都能做好，我们摆上碗筷就能吃啦。”

　　从《蜜泪》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之间有个过渡的调整，也就是重新编排。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下农屋的二楼写“无愁河”，爸爸不时遇到坎儿，卡住了。早上到园子樱桃树下遛了个大圈，他进屋宣布：“谁都别跟我说话，就当我是透明的。”

　　“知道了。”家里人、狗、猫都各自为政，不去打扰他。中午时分，他哼着歌下楼，跟诸位打招呼。大家一时还没缓过劲儿来，只当他透明，不去理会，他就有点着急地说：“我在这儿呢。”好像小孩儿玩捉迷藏，藏了半天，不见有人找，只好自己跑出来。

　　二楼传来哼曲声，我就知他写顺了。于是爸爸下楼喝茶聊天，聊的不一定跟“无愁河”有关。有时把写好的稿拿给我看，写到哪儿了呢？我也会问。

　　“哦，我的爷爷，也就是你的太爷，在北京为熊希龄打理香山慈幼院几十年，60余岁告老还乡，走水路到沅陵，再乘轿子，带着他在京城几十年积累的身家，浩浩荡荡地往凤凰缓缓行进，时不时有人往凤凰家里，向我爸（书中的幼麟）报信：过了麻阳……快到暖风洞了……”

　　“那你……”我赶紧问，“又是在哪儿等着呢？”

　　“我……还没出生呢。”爸爸说。

　　表爷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提到他表哥——我的爷爷时这么写：“三表哥随同我大舅父在北平、天津见过大世面的……表哥是一个富于美术思想的人，他会用彩色绫缎或通草粘出各样乱真的花卉，又会绘画，又会弄有键乐器；性格呢，是一个又细腻，又懦怯，极富于女性的，搀合粘液神经二质而成的人。表哥常说笑话逗我，北京戏院里梅兰芳出场前，上千盏电灯一熄，楼上楼下包厢里，到处是金刚钻、耳环、手镯且常有阔人掉落金刚钻首饰……”

　　读爸爸的文章，也会想到表爷爷形容的那位表哥。爸爸说：“要是爷爷再坚持4年，等我1950年回凤凰就好了。”我没见过的爷爷不仅细腻或懦弱，也很硬气，自尊心超强，或因不愿求人，宁可守在青浪滩饥寒交迫至生命尽头。

　　三

　　自从用了“无愁河”当题目，上海的《收获》双月刊就开始连载，一期两万余字，还得画插图。像小学生交作业，快到交稿又还没完成总会紧张，但绝不粗制滥造，写得不满意就撕掉重来，或用墨水全部涂黑，打叉；或剪掉不要的，再粘到连接处，因此还得准备糨糊。有时一张稿纸就像早年间糊的裱褙。

　　住意大利乡下跟住北京郊区反差特别大。在北京，即使是住郊区，朋友也能摸上门来，日子有一半跟朋友度过，不是一两位朋友，是一帮一帮的。而在意大利呢，你得招朋友来。他们来一次，就会回请你一次，来往来往，就在于此。

　　妈妈来了没几日就不愿意了，乡下家里再怎么好也没用，因为不能“噌”一下就到市中心逛街。开车虽然5分钟到小城中心，却只有五六个铺子，三两家咖啡馆，她还得等我们开车。

　　爸爸称妈妈为“写信大王”，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一落脚，她就开始分别给在美国的大姐、加拿大的二姐、印度尼西亚的三姐、广州的三个妹妹、五弟、表哥、外甥、爸爸的弟弟写信。信封扔进钉在我家墙上的红信箱里。妈妈皱着眉头，左右打量着这个钉在自家外墙上的红色信箱，相当怀疑。第二天我就截住邮递员把情况一说，他特别理解。于是，我把妈妈请到信箱前，邮递员用手势比画着，拿钥匙打开信箱，妈妈眼瞅着她写的信噼里啪啦掉进了邮递员的布袋里。邮递员接着比画说下山就发到邮政中心，当晚可到机场。妈妈看完整个过程，仍是不忿。或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相信自己的心吧。哥哥生日将至的九月中旬，妈妈回了香港。

　　爸爸过日子离不开书，我这边除了文选、诗词等，还有一直订阅的杂志存货：《十月》《收获》《芙蓉》《花城》……爸爸翻看，喜欢武汉的池莉，北方的毕淑敏，我说不妨也读一下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之后他有了个总结：音乐当数崔健，文学就看王朔的了。在他这个年纪，偏爱王朔作品的还有巴金先生的好友潘际炯，他一听爸爸对王朔的作品感兴趣，立即把《王朔文集》寄来了。

　　这边的生活跟中国特别像。我不在家时，邻居会过来帮忙喂猫狗。春天，回家会看到门外的一篮樱桃，柿子树底下的马可冲着我说：“我家樱桃是那种深色肉厚的，跟你们的不一样，尝尝就知道了。要是你们也给包包吃一些的话那就太好了。”马可是包包的干爹，包包是一只白牛㹴。

　　我们去上班，开车回家一共要拐42个弯，这是爸爸告诉我的。他要是不数，我又怎会想起。下班开车返家，有时天已擦黑，爸爸牵着包包，坐在第40个拐弯处的石头上等我。

　　爸爸到底来过意大利多少次呢？1991年、1993年住翡冷翠，《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那个时期完成的。在乡下这边的农屋，1994年夏天他住了3个多月，1995年时间长些，1996年初夏到此住至秋凉。爸爸不是每年就是隔年来一次，直到有了北京郊外的万荷堂。宽敞的工作环境，让他定下心来画画，写“无愁河”。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分《朱雀城》共3册，父亲那年90岁，觉得是个人生的起点，要加倍努力，把这个长篇写完。

　　爸爸写第二部《八年》的时候，我们住顺义。爸爸在书房里写，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帮他，为他录入写完的部分。一天下午两点多，过了饭点还不见他出来。我敲门进书房，他望着窗外说：“我写到那时上学学不好，日本人打过来，想回凤凰又回不去，想念父母和几个弟弟，就哭了……我写到这里好难过啊，就也哭了。”

　　记得他还说过：“人如果被感动，就能做得更好。不感动，嘿嘿……”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