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执浩（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在笔者看来，相较于世纪之初网络诗歌兴起时的“狂飙突进”，当下的诗歌现场似乎正步入一个调整与沉淀期，昔日那种鲜明的青春蛮力与语言锋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遇到了《草木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

　　这部装帧雅致的诗集，收录了诗人育邦近年的二百四十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他的诗学努力。作为“70后”诗人中有代表性的一员，读者或易将其归入“江南文人”一脉。但细读此集便会发现，此类归类或许过于轻便，反而遮蔽了育邦诗歌独特的精神质地——它根植于江南文脉，却跳脱出古典书写的窠臼，弥漫着鲜明的现代意识。简言之，一种深植的漂泊感与生存的不确定性，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精神基座。因此，我们看到诗人并不回避那些氤氲着江南气息的词汇，却通过将其置入鲜活的当下语境，为之重新赋能，让它们发出清晰而确切的当代声音。

　　诗集分为五辑：“到东坡去”“水绘的永夜”“归去来兮”“通往寒山的路”“完美世界”。这种编排体现了诗人对整体结构的掌控，使散落的诗篇在规束中获得了内在的秩序与整体美感。作为书名的同题诗《草木深》，是献给杜甫的一首短制，全诗仅八节十六行。在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表面平静、宽阔，内里却暗流涌动。“哀愁的祭坛，一朵停云，/在头顶上徘徊，从未离去。//你从渺小的群山走出来，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永久那么久。”在诗人低回的哀告声中，那些被历史、文化与时日稀释的个体命运，重新凝聚，弥漫于我们时代的天空，迫使读者在回望中，努力寻找心灵的对应。育邦的许多诗篇，正是在进行这种寻找，或曰在精神的酬唱中完成与他者的情谊交汇：“到东坡去，到世界的尽头开辟最小的园子。”（《到东坡去》）也正是在这种通融与对话中，诗人回到了写作的本源意义：写诗，便是为了寻亲访友，在茫茫人世中辨认同气相求者。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唯有将个体生命纳入广阔的集体意识与精神谱系，文学传承的意义方能显现，而“世界的尽头”也由此变得辽阔。从屈原开辟的诗歌之道，经由杜甫、苏轼、陶渊明、徐霞客、陈寅恪、昌耀……乃至维特根斯坦、奥登、卡夫卡等人，这条道路最终通向我们此刻亲历的诗歌现场。

　　在育邦的写作中，我们看到在经历漫长的游历、彷徨与摸索之后，他带着满身尘霜，回到了能让身心安顿的家园，并从万千草木中“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我从树上下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我从花中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我从石头里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我从火苗中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但我更愿意相信，育邦所“认出”的这位父亲，与其说是被动的寻获，不如说是主动的创造。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愿意工作的人将生下他自己的父亲。”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在与生活、与时代达成和解的过程中，保持一份慈悲与怜惜是何等重要。“迎接日渐衰老的夕阳/它简朴得如一滴清水/凋零，流逝/却拥有寂静”。正是在这般寂静之音里，诗人重返他所熟悉的江南，融入了那灵性充盈、恍如天启的山水画卷，完成了“从悉达多到佛陀/他又重返悉达多”（《悉达多》）式的精神循环。这般顿悟，也开启了他写作的新阶段。

　　诗集中收录的《薄伽梵说》《低飞》《辋川诗草》和《七月》四首小长诗，展现了诗人处理传统与现实题材时娴熟的语言技艺。诗中某些片段巧妙调动光影元素，大量如梦似幻的场景，经由诗人呢喃般的絮语，氤氲成一幅幅精微的画面。诗人对待写作的态度，也是他对待世界与人生的态度。在育邦这里，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游移不定；相反，他的克制以及从简省中生长出的心力，使其诗歌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时，葆有一份独特的淡定与从容。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1日 11版）